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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刚结束，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我们事前也估计到了，巴格达会像战争开始的时候一样出现一些抢劫事件，可是伊拉克平民对自己的首都竟然大肆破坏，着实让我们吃惊。他们洗劫了萨达姆的官邸、政府建筑、医院、银行和博物馆。从油画到现金、长椅和医院的病床，他们见什么拿什么。我们因没能阻止他们的行径而遭到了大量的、强烈的指责。
大部分人不明白的是，我们能采取的措施实在有限。我们在巴格达城内的兵力相对较少，而他们还要保持力量进行战斗和巡逻，并保卫一些主要的公共设施。巴格达是在我们手里，但是城内的局势还不稳定，我们需要动用所有力量来和平占领这座城市，同时与萨达姆的支持者以及城里的恐怖分子作战。我们还需要调动所有力量继续进攻提克里特、摩苏尔、基尔库克、希拉和加伊姆。和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情形不同，自由伊拉克行动其实还没有结束。
另外，我们只能在科威特开辟一个很小的前线，以供我们的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由于前线太小，我们一次就只能调动这么多地面部队。我们不得不区分优先的次序。只有最重要的作战部队才能首先开拔——这就是步兵和后勤部队。维和部队——军警（MPs）——只能在条件允许时才能进入伊拉克。我们不得不首先作战；我们不能让所有的军警都冲在最前线。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攻占巴格达之后要等上一段时间，我们的维和部队才能赶上来。
我们从未想到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抢劫。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破坏我们为恢复秩序面做出的努力，而任何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都会导致我们意料之外的混乱程度。这三个因素是：
1．萨达姆在三月底打开了伊拉克监狱的大门，让监狱里的犯人随意逃跑。我们发现这些犯人并不是政治犯；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都并没有被关进监狱——他们已经死了，被萨达姆的秘密警察杀害了。这些犯人都是恶人，是渣滓中的渣滓。大约有三万到五万人就这样被放出来肆意进行破坏。
2．伊拉克警察的集体“辞职”。这可能是最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对我们的事业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最大的。我们需要巴格达市保持秩序，而当警察消失在人群当中时，所有表面上的秩序也随着他们一道消失了。非常痛苦的是，我们真的不敢保证我们自己对此完全没有责任。我们的情报战开展得不错，也许是太好了。我们让伊拉克的士兵缴械投降，可警察却更进一步，干脆连制服也脱下了。
3．伊拉克军队也决定脱掉制服，融入普通的民众当中。如果他们继续身穿制服，他们有的人就可以站出来，填补警察留下的空缺；他们本可以转变成一支维和部队，帮助恢复国家的秩序。但是，他们显然害怕自己逃脱不了和萨达姆及其原政权的干系。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在那里帮助我们，而且还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局面，数千名士兵如今成了手持武器的无业青年，在街头上四处游荡，让局势更加混乱。更糟糕的是解散伊拉克武装的政治决定，该决定使他们彻底无法回来帮助我们恢复秩序了。
艾哈迈德·沙拉比带领下的几百人的“自由战士”兵团曾被政府中的某些人看好，但是他们并没有像自己宣称的那样为我们提供任何帮助。我们很早便把他们带入了伊拉克境内，因为沙拉比承诺，他们可以当警察、维持秩序，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帮助。他们确实帮了一定的忙，但是都是在一些地方的小冲突当中，而且他们和眼下的伊拉克警察一样，许多人变回了平民，还有的人干脆就混在了普通抢劫犯的行列当中。
我们也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这些消息和媒体报道颇有出入，而我们从来没去纠正媒体的错误。比如，媒体谴责我们要为巴格达博物馆无数件无法替代的伊拉克宝物的流失负责，但是大部分人并不清楚，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早有准备，他们在我们到达巴格达之前就已经将大部分珍宝藏了起来，因此那天到最后，大部分珍宝都得到了挽救。
我们的部队还发现了大量藏匿的现金、黄金和其他总统收集的财宝。在一次名为“沙漠蝎子”的行动中，我们的部队拦截了1．000名效忠萨达姆的士兵，查抄了9，463，000美元，1，557，000，000伊拉克第纳尔，以及1，071块金条——同时还有数百挺AK47步枪、大量的手榴弹、火箭推动榴弹、机关枪、手枪、来复枪和大约10，000打子弹。我们派往伊拉克地区的美军和联军士兵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在共计290，000名士兵中，只有极少数士兵试图趁火打劫。这些士兵被抓获并接受了处理。伊拉克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来这里不是要掠夺他们的国家。
在巴格达城外以及伊拉克其他地区，战斗仍在继续。在距离巴格达南部50英里远的城市希拉，我们与固守在那里、效忠于萨达姆的伊拉克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北部，我们的特种部队也在进行战斗，与敌人争夺一条连接摩苏尔与基尔库克的高速公路。我们想在攻打这些城市之前切断它们与外界的联系。在南部城市巴士拉，英国军队也在攻打该城仍由敌军控制的20％的区域。在西部，我们的部队在攻打加伊姆，这是一个位于叙利亚边境的小城，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它是地对地导弹发射最为集中的地点（该地点如今可能已经成了一个核武器实验地）。当然最重要的是巴格达北部的小城提克里特。这里是萨达姆的出生地，是多数萨达姆支持者的家乡，很可能萨达姆本人就藏在这里。
我们对提克里特发动了夜以继日的轰炸。4月12日，我们将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调离了巴格达，4月13日，他们便向留在该城内的2，500名萨达姆支持者发动了进攻。
在北部，第173空降师进入基尔库克，该城市已经向库尔德人宣布投降。和巴格达一样，那里也随即出现了严重的抢劫现象，普通的平民砸碎橱窗，把自己能拿到的东西，从家具到用品，统统搬到自己的汽车和货车里。（他们还彻底破坏了萨达姆之子乌代名下的一家沙发厂。）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赢得了解放，这使土耳其非常不安，而我们对基尔库克的军事介入有助于安抚他们的焦躁心态。
4月13日，摩苏尔被胜利攻破。第101空降师从南部进入希拉，击败了最后的抵抗者。在东南，库特的民间领导人制定了一套协议，海军陆战队和平占领了该城市。我们在提克里特的近郊又发现了7名战俘。其中五个人是与杰西卡·林奇同时在车祸中遇袭的士兵，其他两个人是被击落的直升机飞行员。我们的飞机在巴格达来来往往飞行了一天，在这之后，我们在伊拉克上空的飞行便不再面临任何威胁了。
4月14日，我们在萨达姆的家乡、伊拉克最后一个据点提克里特打响了最后一次重大战役。该城很快就被攻占下来，其速度实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至此，主要战斗宣告结束。可是仍没有萨达姆的踪迹。但是我们收到了一份报告。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报告称有人看到他的儿子乌代正在巴格达的一家夜总会里举办聚会。我们迅速召集了行动小组，但是在最后一秒钟又取消了行动，因为我们又收到了与前一个报告有出入的消息，因此该报告的可信度令人怀疑。我们不想冒险伤害无辜的平民。
在南部的库特附近，海军陆战队又占领了一个恐怖分子的营地，该营地属于圣耶路撒冷，一个激进的反美、反以色列的组织。英国士兵在路过这里的一个仓库时发现了第一个万人坑，我们随后发现仓库里堆满了箱子，箱子里装的都是尸体。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了刑讯室。伊拉克情报部门的记录以及档案馆内的记录中都有一本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有关的记录本，该记录显示出了明显的挪用痕迹。萨达姆一直在窃取伊拉克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所获得的利润，并把这些钱用来修建更多的官邸，以及送给他的儿子和亲信们任意挥霍。弗兰克斯曾经前去参观了萨达姆的官邸，当他看到那里镀金的水管时，不禁开玩笑说这个计划被萨达姆给腐化了，变成了“石油换官邸计划”。
在加伊姆，我们对一处房屋发动了突袭，突袭中我们发现这里藏匿着一个俄制全球定位的干扰发射台。根据这台机器上的地址标签可以看出，它是2003年1月在莫斯科投递给伊拉克大使馆的。换句话说，俄罗斯在战争开始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为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表示了不满，俄罗斯政府答复说，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一定是某个公司的独立行为。同时，我们还发现叙利亚也一直在通过海上运输向伊拉克提供军事物资，其中包括夜视镜。拉姆斯菲尔德对媒体说：“我们把这种偷运视为敌对行为。”
4月14日，弗兰克斯突然视察了驻巴格达的军队。他事前没有通知任何人，而媒体对此更是一无所知，直到他离开了，他们才得到消息。他此行并不是要制造舆论，而是要来向士兵们表示感谢，并给予鼓励。这对士兵来说是无比重要的。
2003年5月1日，也就是在我们宣布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第53天，布什总统发表了全国讲话，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他是在林肯号的甲板上发表此番讲话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件事竟引起了一番争议：媒体指责布什总统在宣布这一军事消息时结论下得太草率．而选择在海外的航空母舰上宣布此事也过于炫耀和卖弄了。
说句公道话，如果说，就这次宣告的安排有人应该受到谴责，那理该受到谴责的是我们中央司令部。是我和弗兰克斯做出的安排。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安排自有一番道理：有许多国家希望参与我们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但是他们的政府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除非“主要战斗”已经停止，因为从技术上说，“维和”必须在主要战斗结束后才能开始。我们敦促拉姆斯菲尔德，让他催促布什发表宣告。声明“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战斗都已结束，而只是说主要的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不管我们此后在自杀性爆炸袭击中有多少人员伤亡，这种说法当时是、现在也仍然是事实。至于他选择在航空母舰上发表宣告，倒不是我们的主意，但是我们对他的选择感到很高兴。对我们的士兵和水手来说——对这些亲历这场战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林肯号上共有5，000名水手，他们都是刚刚从伊拉克返回的，而布什总统不惜时间地与他们每一个人都逐一地握了握手。
伊拉克政权瓦解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伊拉克人民摆脱了世界史上一个极端不公正的独裁统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镣铐，获得了自由。战争在根本上已经结束。而现在，我们要转而关注下一个主要的问题：如何赢得和平。
第六章 战后的伊拉克
“哦，我希望能够再来一次。一切都从头来过。而且比这更让我向往的是——比任何事情都更让我向往的是——我希望能再一次看到每一个曾经与我并肩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员的面庞。”
——刘易斯·普勒将军，1960年6月26日
当有人问他退役后想做什么时，他便如此回答道
我正在参加一个电话会议，与会的还有弗兰克斯、拉姆斯菲尔德、迈尔斯、沃尔福威茨、海军陆战队的彼德·佩斯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以及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的几个副部长。我们讨论的主题便是伊拉克社会复兴党。伊拉克境内的主要战斗刚刚结束，他们希望我们就如何处理这个一度控制着伊拉克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政党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美国大使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沙拉比、伊拉克国民委员会以及沃尔福威茨都主张废除该党。
弗兰克斯和我想就此讨论一下。我们从手中的情报中得知，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与有的政党很相似：它掌握着国家的一切事务，从水坝到电厂，从地方电力到水利网络，从警察到垃圾工——每个工人都是该党的党员。如果你想在伊拉克的政府部门谋求一份工作，就必须加入该党，不管你是否信奉该党的章程。如果我们宣布其为非法组织，那我们就不仅仅是把敢死队和萨达姆的内阁成员划归为非法分子——我们等于将全国一半人归属为非法分子。我们认为，若是想要实现伊拉克政权的平稳过渡，就离不开社会复兴党的部分参与。
我们建议，把“枪口”只指向该党的高级成员、政客和其他萨达姆的支持者们，而对级别较低的党员，尤其是“蓝领”的电力工人必须给予有选择的赦免，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