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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正常运转。我们有情报称，大部分级别较低的党员其实根本就不相信该党的章程，所以我们的建议只是从实际考虑。我们需要技术工人保证伊拉克有电有水。于是相关的计划就这样制定了。
但是该计划在伊拉克内部的实施情况却不怎么样。结果，社会复兴党的成员不是主动辞职了，就是被解雇了。
2003年5月12日，我们宣布解散伊拉克的社会复兴党。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不出我们所料，这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连锁反应。一切都停顿了。伊拉克的工人离开了油井、发电厂和加油站。我们立即派军方人员前往那里阻止他们，但是没有用。现在他们已经害怕了，我们一宣布解散社会复兴党，警察就不愿意再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我们必须从零做起，建立一套全新的伊拉克民用基础设施及体系——而且必须迅速建成。在局势动荡混乱的时期，这使我们在伊拉克的工作遭遇了很大的挫折。我们不仅要在短时间内寻找并雇用伊拉克人来从事这些工作，而且想招聘他们也并不容易，因为他们都担心会遭到社会复兴党的报复。
弗兰克斯（在主要战斗结束之前）提出的另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需要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准备建设新的伊拉克，该政府应该由一名资深的美国外交家来担任。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能够被联合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三方同时接受的人选，应该在以往有类似的工作经验。要管理一个过渡时期的伊拉克需要一个能安抚各方、让他们消除畏惧心理的人，需要一个受全世界尊重的人，而这个人同时在政治上应该是个果断勇敢的人，能够完成艰巨的谈判并做出果敢的决策。
政府选择了杰伊·加纳（Jay Garner）。杰伊·加纳是一名退役的陆军三星将军，一个非常出色、非常机智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当然也不是伊拉克当时所需要的果敢的人。5月7日，保罗·布雷默取代了杰伊·加纳。布雷默曾经出任大使，深受国务院和政府的尊敬，在中东地区也颇具声望。布雷默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
在军事上，我们仍然在竭力铲除残余的武装分子，追捕萨达姆政权中最重要的成员，他们藏匿在全国各地。我们有一个50人的名单，他们是通缉的要犯，是萨达姆支持者当中的高级官员，我们必须立刻把他们找出来。弗兰克斯和我在一次电话会议中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国防部的工作人员一道就此进行了讨论，会上有人建议我们把这个名单做成一副扑克牌。在萨达姆的雕像被推倒的两天后，扑克牌便出台了。
我们没有为此花费太多的心思，但是从舆论的角度上看，这是我们最出色的决定之一。而在战略上，它非常有效，有助于我们的士兵在战场上发现我们想要逮捕的这些家伙，并弄清楚他们的优先次序。当这些坏家伙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抓获后，他们的名字也从一张张扑克牌上被删除了，这给我们的士兵带来了一种成就感。（凑巧的是，中央司令部还批准推出了一副“好人”扑克牌，但很少有人知道。布什总统是黑桃A，弗兰克斯是方块A，我是梅花Q。）
我们一边推出扑克牌，一边继续追捕。2003年7月22日我们获悉军方已经确定了两张大牌的落脚点：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塞。我们的士兵冲入市郊的一座小屋里，但是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攻击，披迫撤了出去。我们让他们再发动进攻，用坦克和反坦克子弹给他们打掩护，确保这次我们的人不会遭遇危险。于是他们再次冲进屋子里，完成了任务，击败了敌人。
当有消息告诉我们，地面的士兵认为他们刚剐击毙了萨达姆的两个儿子时，我们非常谨慎（因为有本·拉登和萨达姆事件的前车之鉴），但又很乐观。我们感觉自己在恰当的地点、恰当的时间使用了恰当的武器。后来有消息证实，该情况千真万确：乌代和库塞这两个世界上最令人作呕的人已经死亡。经过了数月的艰苦奋战，发现这两个人是我们联军的重大胜利。在对尸体进行了身份认证之后，我们决定将他们尸首的照片公布于众。事后我们为此受到了谴责，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伊拉克人民确信，这两个魔鬼确实死了——而这些照片确实起到了这个必要的作用，为他们的死亡提供了证据。
阿比扎伊德将军和我曾经开玩笑，他叫我库塞，我叫他乌代。我们两个当时都是中央司令部的副司令（阿比扎伊德将军现任中央司令部司令），职位和他们相当，所以就这么开玩笑。当我得知真的库塞和乌代很可能已经死了的时候，便打电话给阿比扎伊德将军。
“乌代，”我说：“好像我们两个都死掉了。”
“库塞，”他说：“我还真求之不得啊。”
主要战斗一结束，弗兰克斯就从位于卡塔尔的前沿基地回到了位于坦帕的中央司令部。他离开这里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而在那段时间早，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改变。
在此期间．我们每天都要通话，有时候一说就要说上几个小时，而且每天也都能在电视电话会议上看到对方。不过，还是很高兴他能回到美国本土来。为迎接他的到来，我们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军事欢迎仪式。
当弗兰克斯走下飞机的时候，他来到我而前，一句话没说，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真是漫长的三个月。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久，也就是2003年7月1日，弗兰克斯在中央司令部的任期就要满了。政府邀请他再留任一年，同时还请他就任陆军的参谋长。他两个都没有选择，而是选择退役。在中央司令部任职的这三年里，我们两个人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强度辛苦地工作着。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从未间断。可喜可贺的是，他一直做得非常成功，赢得了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两场战争的胜利。他出色地指挥了我们的军队。
“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我可以去做的事情，”弗兰克斯对我说。“现在我应该做点其他事情了。”
“我很理解，”我说：“这也正是我内心的感受。”
弗兰克斯于2003年7月1日正式退役，那一天也是我们共事的最后一天。司令部举办的庆典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参与者多达一万多人，欢送他离任，同时庆祝阿比扎伊德将军的上任。出席仪式的人当中有许多大人物，其中包括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各个军种的统帅。仪式由我来主持。
拉姆斯菲尔德、弗兰克斯和阿比扎伊德分别发表了讲话。虽然这天的庆典是专门为他举办的，他还是说：“此外，我要向我的朋友、军队司令、人称‘来复枪’的迈克尔·德龙将军表示深深的感谢，迈克，我不仅仅要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而且还要感谢你今天能站在这里为我们举办如此辉煌的仪式。你的确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阿比扎伊德说：“迈克尔·德龙，感谢你领导了这样伟大的一支队伍，感谢你在战争时期对我的鼎力协助。我找不出任何一个比你更优秀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全军当中，我都找不出一名比你更出色的军人。”我对这样的评价深感荣幸，能和这两个人共事，能为我的国家服务，更是让我感到荣幸。
我与弗兰克斯共事的最后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道别。我们在过去的三年里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历程。我们一起经历了科尔号军舰爆炸事件、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如果这还不能增进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也太说不过去了。弗兰克斯还是那样强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彼此欣赏，我会很怀念那段和他共事的时光。
在中央司令部，副司令一般都要在司令退役后继续工作几个月的时间，以确保领导层的平稳过渡。所以，弗兰克斯在7月1日退役，而我的退役时间就要安排到9月1日。也就是说，我在中央司令部工作的这最后两个月当中，要担任阿比扎伊德将军的副司令。能和他共事，我同样感到高兴。阿比扎伊德与我共事多年，因此这次过渡非常顺利。后来，他请求我再留任一年，继续做他的副司令。但是我已经不能连任了。按规定，中央司令部的副司令一次任期为两年。我已经是中央司令部有史以来第一个连任了三年的副司令了。我认为连任四年就太不合规矩了。
如果我可以继续留任的话，据说就可以升为四星级，但是我在军中服役已经36年了，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在军旅生涯中曾经三次中弹，背部、膝盖和肩膀都曾经动过无数次手术，而且脚踝也骨折过六次。我曾向妻子承诺，要在适当的时候退役。如今正是适当的时候。
在即将离任的日子里，我从4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那里收到了许多贺信。建立联盟是我曾经拥有的一大荣誉，以后不能再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感到难过。2003年9月1日，我最后一次走出中央司令部的大门。我在中央司令部的职责以及我在军队中的职责，就此结束。
在我退役前几天的时间里，突然接到了肖氏集团（Shaw Group Inc．）一名职员的电话，该集团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顿鲁治（Baton Rouge）。他说这是一个大型的制造、工程、建筑以及环保工程公司，该公司非常希望为完成伊拉克重建工作助一臂之力。他说他们希望聘请我担任一份工作，问我是否有兴趣了解一下。我说可以。
这个年轻人叫唐·夏皮罗（Dan Shapiro），他协同该公司的CEO吉姆·伯恩哈德（Jim Bernhard）从巴顿鲁治乘飞机赶来。我感觉这个工作很适合自己。他是一个很出色的销售人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出色的人。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慈善家之心，我从和他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他真诚地希望能够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伊拉克，为伊拉克人民提供帮助。他提出要我加盟。我说自己要考虑考虑。一个星期以后，他接我和我的妻子乘飞机来到巴顿鲁治，与萧氏集团所有高层领导人会面。萧氏集团有16，000名员工，每年的总收入达3．4亿美元。这是一个让人钦佩的团队，一个让人钦佩的公司。我决定接受这个聘请。
于是，在休息了三天之后，我又重新投入到全天候的工作当中。我接到了连续四次当选为坦帕市市长的迪克·格莱格打来的祝贺电话。“为萧氏集团工作，最让你感到满意的一点是什么？”他问道。
“一旦我犯了错误，没有人会因此而送命。”我回答说。
当我离开军队时，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我亲历战争创伤的旅程已经结束，我终于可以把伊拉克抛在身后了。可事实与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在萧氏集团的工作要求我经常前往伊拉克。
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人们都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伊拉克之所以需要重建都是因为我们在战争中给该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大部分人都不明白，我们在战争期间很少破坏伊拉克的设施；其实，这场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典型的外科手术式的战争，其轰炸和地面战役的打击目标都非常精确。我们在对共和国卫队、社会复兴党目标进行军事轰炸时，对周边的石油厂家、饮用水厂家和发电厂造成的破坏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我们可以在几个星期以内就将它们全部修复。其实在当前的伊拉克重建工作中，只有20％是针对如何修复我们在战争中所造成的破坏的。
伊拉克之所以需要大规模的重建，最主要是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对自己的国家曾经进行过大肆破坏。伊拉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走下坡路，电力、石油以及水利网络都严重失修。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以及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依然四处可见。
另外，我们重建的部分项目是在修复伊拉克人在抢劫中造成的破坏。从油井入口处的机械装备到通信用的铜制电缆，伊拉克人什么都偷。市场上可以看到大量偷来的铜在公开出售。
这样的偷窃行为更加突出了伊拉克对新警察、新军队的迫切需求，这是当初解散社会复兴党留下的两个大窟窿。弗兰克斯和我曾指望原有的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警察能洗去社会复兴党留在他们身上的阴影，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伊拉克新的军事力量的主要基础。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面对许多强大的敌人，如伊朗和具有敌对情绪的叙利亚，以及和所有国家一样，要面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威胁。伊拉克需要一支强大的正规军队和警察队伍，来保证和平与安全，保护他们的商业命脉：石油工业。
伊拉克重建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可能就是如何让那里的油井全面恢复产油能力，这是伊拉克经济迅速复苏的关键。萨达姆留下的油井都多年失修，其产油量远远低于它们真正的产油能力。2004年6月，伊拉克每天的产油量少得可怜，只有300万桶。而它具备日产石油700万桶的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