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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夏天以后，梁在《新民丛报》上的态度，渐渐趋向于革命、反清。康有为写信骂他，他忍到了十月，就给康回了一封信，痛痛快快地“详陈”己见。
梁在信上很不客气地对康说：“大同之说（指《大同书》），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这两句话，已经很够叫康发火。梁又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末了，论及革命，梁以为无论你怕不怕革命，而革命迟早是免不了的，不如早一点实行革命好。“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
梁而且进一步向康抗辩，说弟子之中好谈革命反清的不只他一人。“徐（勤）、欧（榘甲）在（旧金山）文兴（报）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滥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丛）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韩文举），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丛）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徐勤），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即以党人之意论之……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
同月，他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在其中登载了一篇《新中国未来记》，预言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将有“大中华民主国”的“开国五十年纪念”。这个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姓罗名在田（暗指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第二任大总统姓黄，名克强（与革命元勋黄兴的号相巧合，当时他还不认识黄兴，这黄克强三字，只是“取黄帝子孙能自强自立之意”）。
癸卯年阴历正月二十三日，梁离开横滨，直航加拿大。在加拿大住了两个月，去美国，由北而南，由东而西，漫游各埠，受各埠保皇会会员及一般华侨的招待，作演讲，募捐，而且在纽约见了美国社会党领袖哈利逊，在“哈佛”见到了容闳，在华盛顿见到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与西奥多·罗斯福，最后又在洛杉矶，办了一座秘密的军事学校。
梁启超于癸卯年十月二十三日回抵日本横滨，在政治主张上却又放弃了反清与革命。半年以前，他还说“中国舍革命外无别法”（见三月初四日所写的一封给徐勤的信）。四个多月以前，他接到蒋智由（观云）的信，又看到横滨保皇会的人所抄寄章炳麟从监狱里写给吴敬恒的信，以为章炳麟之所以入狱，真是由于吴敬恒向俞明震“告密”，深骇于吴之“鬼蜮手段乃至此极”，慨乎其言之地说“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沪上被逮六名（章炳麟、邹容、程吉甫、钱允生、陈仲彝、龙积之）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
到了横滨以后，他先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三篇反对革命的文章：《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此后的两三年，他保持了这种反对革命的态度。
他的好朋友黄遵宪在甲辰年七月初四有一封信规劝他：“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一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教中国不二法门，……谓保国粹即能固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人苟不信，曷贵多言。”
《细说民国创立》二二、思想战（二）
和粱的常常改变主张，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的，是百折不回，始终致力于革命的孙中山。孙中山待人宽大，乐于与人为善，在主义上则首尾一贯，决不动摇或妥协。梁启超在己亥、庚子两年肯革命，孙中山对他优礼有加，倾心相待，不因他是康有为的弟子而稍存顾虑。梁拿了孙中山的信去檀香山，在檀香山窃占了孙中山的革命团体，而孙中山一时也并未对他声讨。甚至，到了梁在加拿大与美国大张旗鼓，遍设保皇会分会之时，孙中山也仍未对梁有所动作。
癸卯年（1903年）下半年以后，梁把《新民丛报》变成了一个专与革命为敌的言论机关，孙中山忍无可忍，不得不开始一场猛烈的思想战了。孙中山在八月初六日启程去檀香山与美国，把梁所恃为声援的两个地区，加以收复。行前，他命令冯自由负责在日本的党务，私事托黎炳墀（炳垣）料理。
八月十五日，孙中山到达檀香山。不久，便在同志程蔚南所办的《隆记报》发表了一篇富有历史意义的文章，题为《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把梁启超所发明而保皇会所藉以蛊惑人心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一刀砍成两段，明明白白地划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诚能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于异族，不愧为男子也。公等……如果以客帝为可依，甘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则亦已矣。如知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国之可耻，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保皇会在檀香山的言论机关，叫做《新中国报》。《新中国报》的主笔陈继俨（仪侃）不敢用真姓名和孙中山开笔战，却用了一个化名，写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登在12月29日的该报，说他们主张保皇是为了爱国，反对革命为了怕列强乘火打劫来瓜分，希望君主立宪是因为认定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
孙中山于是写了《驳保皇报书》一文登在《隆记报》，来答复陈仪侃。孙中山说：“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实害国也。”关于瓜分的恐吓。孙中山说：“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至于，以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孙中山说陈仪侃是把宪法（constitution）与过渡（transition）两个名词混为一谈。“推彼之语，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是要行二次之破坏。……夫破坏者，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与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陈仪侃曾经说“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又说“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孙中山指出“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孙中山也指出，巴黎虽经三次革命，“而未遇扬州十日之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
檀香山的思想界，经过孙中山与陈仪侃一场笔战以后，看清楚了革命与保皇的确是两回事，也渐渐了解爱国救国只有革命的一条路可走。若干的一度上了梁启超的当，或灰了心的兴中会会员，纷纷重新集合于孙中山的革命旅帜之下。在这些人之中，以何宽、郑金、李昌、钟水养为最热心。他们服从孙中山，把檀香山兴中会恢复，改名为“中华革命军”，并且吸收了很多的新同志，如黄旭升、曾长福等人。
孙中山又到了夏威夷岛上的希炉埠，在那里也成立了“中华革命军”分会，吸收了毛文明、黎协、卢球、李华根、刘安、杨锐、杨锡初、黄义等多人。
孙中山的母舅杨文纳，在甲午年（1894年）便已在檀香山参加了兴中会。这时候，他劝孙中山加入当地的洪门，孙中山欣然同意。洪门的若干兄弟，由于粱启超先孙中山而加入，受了梁的不少反宣传，竟然反对孙中山加入。钟水养以洪门老前辈的身份，向他们说明孙中山之实行革命，与洪门的宗旨相合，“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结果，洪门准孙中山加入，并且“封”了孙中山以“洪棍”（元帅）的荣衔。
孙中山在甲辰年（1904年）二月十五日启程赴美；行前，把檀香山（火奴鲁鲁）及希炉埠的组织工作，分别付托给何宽等人。宣传方面，孙中山改组《隆记报》为《檀山新报》，从香港聘来一位张泽黎担任主笔。
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事前，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祜已经获得情报（可能是来自保皇会分子），便通知美国移民官说孙某是乱党，不可准许入境。于是，孙中山到了以后便被移民局扣留在船上，船开之时又被移到码头旁边的木屋，听候移民官裁判。移民官判定：孙中山应予遣回檀香山，等下班船来押送。
孙中山在木屋之中，有一天看到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报上写着该报的总理是伍盘照。孙中山想起了这位伍盘照，正是几年前有两位基督教友（左斗山与杨襄甫）写过信，介绍他去见的人。
当天，中西日报社的办事处来了一个报童。报童交上一封信，伍盘照拆开一看，里面写着“现有十万火急要事待商，请即来木屋相见，勿延。”伍盘照到了木屋，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不久，他便找了洪门致公堂的大佬（领袖）黄三德及英文书记唐琼昌，美籍法律顾问那文，把孙中山保了出来，同时向美国工商部提出诉愿。三个星期以后，美国工商部批准诉愿，移民官取消“遣回”的决定。
孙中山这一次在美国，约有一年之久，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住了三四个月，向当地的洪门致公堂兄弟说明洪门的真正宗旨。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与书记唐琼昌，在孙中山的指导之下。决心重订致公堂“新章”，举办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总注册”，把保皇会的分子清除出去。
他们在“新章”之前，附了一个缘起，称为“要义”。要义的第一句，便开门见山，说：“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但是“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
“要义”指出总注册的作用有三：第一，“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第二，“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第三，“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
“新章”共八十条。第一条规定各埠堂名一概定为“致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