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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义”指出总注册的作用有三：第一，“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第二，“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第三，“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
“新章”共八十条。第一条规定各埠堂名一概定为“致公堂”，前有名目不同者，一概改正，总堂设在旧金山，支堂设在各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这十六个字的宗旨，与孙中山在檀香山所规定的“中华革命军”的宗旨完全相同。其后，同盟会的誓词也包含了这十六个字。以前檀香山兴中会所用的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比较起来，可谓进了一步：增加了“平均地权”。
当时各地致公堂的分子，加入了保皇会的很多。他们对总注册的事多方作梗，以致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奔走。在组织的意义上收效不大。但是，就宣传的意义而言，“要义”深入了各地致公堂兄弟的心，替以后的革命运动打下基础。
孙中山在美国除了进行致公堂总注册以外，也印发了邹容的《革命军》一万一千份。而且，改组了旧金山《大同日报》。
《大同日报》是致公堂所创办的。总编辑是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欧榘甲前在日本之时，正如梁启超一样，和孙中山颇有来往，因此也满染了革命思想。在来到美国以后，开始为《大同日报》写稿之时，他仍旧高谈反清，主张广东应该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康有为写信申斥他，说他“离经叛道”，要把他“逐出门墙”。他怕了，便一变而为反对革命之人。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他写了若干篇文章，攻击孙中山，说致公堂尊奉孙中山，是“不智”之举。黄三德与唐琼昌等人劝他不可如此，他不肯听，只得将他辞退，请孙中山推荐继任人选。孙中山写信给冯自由在日本物色，冯自由推荐了刘成禺。
刘成禺原为湖北省的官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学军事，因赞成革命，而不惜牺牲官费，曾经在癸卯年正月初一，于清廷驻日公使馆团拜之时，当着公使蔡钧的面，与马君武先后演说，主张推翻清廷。蔡钧停止他的官费，不许他留在东京，并且行文湖北官厅，没收他在武昌的家产。他再接再厉，办了一个杂志，叫做《湖北学生界》，继续宣传革命。
他在甲辰年春夏之交到了旧金山，就任《大同日报》的总编辑以后，用十分犀利的文笔，转移美国各地侨胞的思想。同时，他约了在日本的冯自由，与业已在美留学的蒋梦麟、徐甘棠、廖卓庵等人不时替他撰稿。于是，过不了多久，侨胞思想的主流便不再是保皇，而是革命了。
他在未来美国以前，从日本回国办护照，在上海遇到他的两湖书院的同学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这四人由于在家乡湖北高谈革命，被端方软硬兼施，强迫去欧洲读书，这时候来到了上海等船。他们听到成禺说，要到美国替孙中山办报，便拜托刘向孙中山致敬。刘说，“孙先生不久也要去欧洲，你们可以在欧洲见到他。”说罢，就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他们。
他们到了欧洲。久等孙中山。未来；就联名写信给刘，请他代向孙中山促驾。
孙中山在十一月初八离开纽约，启程赴欧，先到英国。行前，写了一本英文的小册子，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印了一万份，送给美国朝野。封面上。题了三个中国字“革命潮”。这本小册子的结论是：清政府“在前世纪已为衰老时代，及今则其去死亡不远矣。如有发慈爱之念。表示对中国独立之同情而犹思扶持满洲之皇祚，吾知其亦必无成也。”反过来说，倘若中国革命成功，则不仅可以建新纪元之国家，而“更可分其文明于全世界之人类”。
孙中山到了英国，住在伦敦一个英国朋友慕尔干的家中，“囊空如洗”。刘成禺写信告诉贺之才，贺之才便联络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乡，以及虽非同乡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学，凑集了四千多比利时法郎、两千多德国马克、一千多法国法郎汇给孙中山，请他到欧洲大陆。
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比利时，贺之才与朱和中、李藩昌三人，在比利时的海口奥斯坦德（Ostend）的码头上欢迎。孙中山乘火车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又有胡秉柯与二十几个留学生在车站上欢迎。他们随着孙中山到了胡秉柯的寓所，亦即孙下榻之处，和他谈了三天三夜。在第二天与第三天赶来参加的，又有十几个人。
孙中山问他们，“你们主张革命，准备用什么方法？”他们说：“我们要从军界学界入手。”于是，朱和中和其他几个人，便把他们在湖北如何劝知识青年参加新军的事，说了一遍。孙中山听到了，深为嘉许。
《细说民国创立》二三、秀才从军
朱和中是湖北省建始县人，考取秀才了以后，投身陆军，在陆军武备学堂读书。壬寅年（1902年），中俄密约的消息传到武昌，吕大森约集数百名武昌的文武各学堂学生在曾公祠开会，有朱和中在内。朱和中“义愤填胸，演讲激烈，手中所持之折扇，拍成片段”。吴禄贞邀请朱和中与吕大森，在当天晚上到水陆街十二号他的家里谈了一晚。“自后多人聚谈，则在花园山李步青（廉方）的住所。逐日夜间，必到李寓。秘密商谈，则在吴寓。星期日则在花园山公开招待各处来访之志士。于是远自东京，近自上海，莫不互通声气。”
吴禄贞是湖北省云梦县人，与朱和中同岁，也进过陆军武备学堂，入校不久，困成绩特优，被送到日本，在士官学校学骑兵，于壬寅年毕业回国，在张之洞下面充任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与护军全军总教习、武普通学堂会办。
事实上，他于回国以前，已经在日本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庚子年（1900年），他曾经秘密和唐才常回国，与秦力山、沈翔云负责大通方面的军事。事败以后，他又到了日本，继续在士官学校读书。
壬寅年，他于毕业后在秋天回到武昌。传说，他先被张之洞关了三天，召见，严词申斥，他“口如悬河，慷慨论天下事”，说动了张之洞，张之洞便在十天之内，一连给他上述的若干职务。
吴禄贞一面作了张之洞的“红人”，一面在暗中翻印了《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散布到军学各界。《猛回头》是一本弹词。《警世钟》是一篇劝世文。这两本都是陈天华写的。《黄帝魂》为辑录清季报刊中有关反清革命的论著。编者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人”，实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黄藻。
陈天华是湖南省新化县人，留日学生。他的《猛回头》似乎是专对清廷军队之中的汉人而发：“列位所吃的粮，虽说是满洲所出，其实他（满洲人）吃的都是汉人的，那里有粮与你吃？吃汉人的粮，仍杀汉人，列位可想得去吗？”末了的一段弹词与四句诗、两句成语，十分精彩：
那怕他，枪如林，炮如雨下？
那怕他，将又广，兵又精强？
那怕他，专制政，重重束缚？
那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秀才从军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俺小子，无好言，可以奉劝，
这篇话，愿大家，细细思量。
瓜分豆剖逼人来，
同种沉沦剧可衰，
太息神州今击矣，
劝君猛省莫徘徊。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警世钟》也是白话体，所“劝”的对象：（一）是做官的人，劝他们尽忠报国。不要对清廷尽忠。（二）是劝当兵的人，劝他们舍生取义。“人生终有一死，只要死得磊落光明。……千古莫不敬重大宋的岳爷，无非因他能替同胞杀鞑子。”（三）是世家贵族，劝他们毁家纾难。“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每年要用一万的，止用一千，所余的九千，来办公事，降心下气，和那平民党、维新党同心合德，不分畛域，共图抵制外国，一切大祸可免。”（四）是读书士子，劝他们“明是会说，必要会行”。“若现在的人，不多流些血，力救中国不瓜分，只空口说白话，……那个肯信？”（五）是有钱的人，劝他们舍钱。这与劝世家贵族相同。（六）是穷人，劝他们舍命。这与劝当兵的人相同。（七）是新旧两党，劝他们“各陈意见”。（八）是江湖朋友，劝他们改变方针。“想做大事，也有不少。没有志气，只想寻几个钱度日的，也有好多。这等人就是起事，也没有什么思想，不过图奸淫掳掠四字。”（九）是教民，劝他们“当以爱国为主”，“人不要爱本国的，这真是耶稣的罪人了。”“我劝列位信教是可以信的，这国是一定要爱的。”（十）是妇女。劝她们“必定也要想救国”。“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的女子吐气。”“女子若是想救国，只要日夜耸动男子去做，男子没有不从命的。”
吴禄贞用了《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等等宣传品，很吸收了一些有志的青年，便把他们介绍到各个部队之中当兵士。那时候，秀才投军成了风气。张之洞办文普通学堂，所收的固是秀才；办武普通学堂，也是通令了各县，调集秀才来省城投考。考不取武普通学堂的秀才们，很多自愿入营，当起码的兵士，甚至有已经考取了武普通学堂，而仍愿放弃读书机会，也干脆入营当兵的。
经吴禄贞介绍或鼓励而入营当兵的革命同志，前后有三十人之多。其中，胡瑛与张难先进了工程营，刘敬庵进了马队。刘敬庵是湖北潜江县人，原名贞一，字敬庵，一作“静庵”。
《细说民国创立》二四、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1903年《苏报》案发生。贺之才特地从武昌去上海，不顾生命危险，带了几百本《革命军》回来，使得武汉的革命潮更加高涨。到了冬天，署理两湖总督端方想出一个办法，把若干高谈革命的激烈分子遭送出洋，贺子才、胡秉柯、魏宸组、史青被派往比利时。朱和中，被派往德国。
他们先到上海等船，在次年春天先后到达比、德等国。十一月，与孙中山在布鲁塞尔会面。谈了三天三夜，把湖北方面革命势力的发展情形详细报告了孙中山，也和孙中山交换了很多关于今后革命计划的意见。结果，他们和在座的其他留学生二三十人都一致愿意宣誓，参加孙中山的组织，誓词与檀香山中华革命军的相同，也就是其后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之时所用的誓词。（所不同的，是：同盟会的誓词上的“创立民国”，在这一次的誓词上，是“建立民国”；“任众处罚”是“神明殛之”。全文如下：
立誓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比起兴中会的誓词来，这誓词的内容可谓更加充实，把三民主义的要点都包括了进去。当时，孙中山还不曾提出三民主义名称，也还不曾具体规定新的革命组织的名称。
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可谓为兴中会的延长，也有人称它为“檀香山新兴中会”。布鲁塞尔以及柏林与巴黎的团体，可谓为“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孙中山在1919年有一次写信给居正，介绍朱和中加入中华革命党，说朱和中是同盟会的“先天会员”。先天二字十分恰当。
与朱和中一起，当天在布鲁塞尔宣誓的，有下列的各人：
胡秉柯、贺子才、史青、魏宸组、李蕃昌、陈宽沅、王治緷、刘荫弗、李崇武、程培鑫、李鱼门、李标、杨荫渠、俞毓西、黄大伟、孔庆叡。
在这十六人里面，李蕃昌是湖北天门人，来自瑞士；孔庆叡是四川人，来自比利时的列日城（Liege）。
第二天以后，又有姚业经、刘庠云、罗葆经、王鸿猷、高鲁、冯承钧等陆续前来孙中山所下榻的胡秉柯的寓所，参加宣誓。孔庆叡回去列日城，也介绍了七个人宣誓入盟。总数一共是三十几个人，有几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难于查考。
朱和中回去德国不久，迎接孙中山去柏林，下榻于朱在罗兰多福街三十九号的寓所，住了十二天，每天晚上接见留德学生，说明五权宪法与平均地权的精义。结果，也有二十几个人宣誓入盟：包括始终不变的周泽春、钱汇东，与不久即行中途反悔的王相楚与王发科二人。
孙中山从柏林转回伦敦，再由伦敦去巴黎，加盟的人数比不上布鲁塞尔与柏林：十几位而已，其中包括不久就变节的汤芗铭与向国华。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