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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杀时代》的“自序”之中，他自述八岁丧母，父亲弃官为商，家境贫寒，本人从十三岁到二十岁年年考秀才，都考不上，二十三岁入京游历；二十四岁考进学堂（安徽公学），想获得一个“出身”，当教习；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读了三遍，但一时并未接受革命的洗礼；不久，读到了粱启超主编的《清议报》，“阅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
吴樾主张暗杀。他说：“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认为：在满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与军机大臣铁良。铁良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受任为署理兵部尚书兼户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会办练兵事宜”，兼“督办政务大臣”。在慈禧太后与铁良两人之间，慈禧太后是“奴汉族者”，铁良是“亡汉族者”。杀慈禧太后“其利在今日”，杀铁良“其利在将来”。
他恨铁良，因为铁良搜括了东南的财赋，在上海制造局提去了八十万，在江海关提去了七十八万，又在别的机关提去了百数十万不等，用作编练旗兵（京旗常备军），防备汉人；又因为铁良叫清廷与日本政府立约，只许满人学警察。不许汉人学警察。铁良而且通过德国领事，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封了《警钟日报》报馆，也叫清廷把江苏巡抚端方与仇视革命、屠杀学生的湖南巡抚陆元鼎对调。
志士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成，投井而死。“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
吴樾抱了必死的决心，进京以了王汉未了之事。不料，铁良警卫森严，吴樾一时下不了手。他挨到六月间，清廷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署理右侍郎绍英、湖南巡抚端方，一共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认为，倘若这五人考察归来，帮助清廷施行一种伪宪政，适足以麻醉人心，延长清廷的寿命。因此，他就改变暗杀的目标，对这五人下手。
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五大臣在北京东车站上了火车。吴樾与同志山东人张榕也化装为仆役，带了炸弹，混入车中。不料，车身因与火车头撞接而震动，使得吴樾怀中的炸弹的撞针，触发了火药，轰然一声，吴樾当时牺牲，而五大臣之中仅有载泽、绍英二人受了微伤。张榕事后脱险。另一个同志安徽桐城人汪炘于十月问在北京桐城会馆被捕。
汪炘被捕以后，清廷才知道了吴樾的姓名。吴铁城在《回忆录》中说，“吴樾先把自己弄哑了，伺机行事，真有豫让吞炭之风。”可见吴樾的用心，是很苦的。他之所以把自己弄哑，无非为了万一事后被捕，不致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同谋者的姓名住址。
在革命的历史中，有过很多牺牲性命的人。像吴樾这样明知必死而勇跃以赴的，才真正是烈士。他的死，唤醒了华北的民心。也惊破了清廷君臣的胆，增加了革命同志的勇气。正如他自己在遗书中所说：“子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细说民国创立》三二、陈天华
在吴樾烈士因暗杀五大臣而成仁以后不到三个月，乙巳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同盟会的重要会员之一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湾投海自杀。暗杀，原不是革命党人所该走的途径；自杀，更不是革命党人通常应有的行为。然而，在宣传的意义上，吴、陈之死均有收获。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县人，字星台，别号思黄，在癸卯年（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和黄兴二人被派回湖南，当“运动员”（亦称“实行员”），帮助了黄兴筹备甲辰年（1904年）十月初十长沙之役，也先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等极有力量的革命文字。长沙事败以后，他和黄兴先后到了上海，在新闸路余庆里设了“青年学社”作为机关，续谋大事，不幸又因万福华行刺王之春一案而机关被破，黄兴被捕房拘禁了一些时候，陈逃到日本，和宋教仁、田桐等人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于同盟会开筹备大会的一天（1905年7月30日），宣誓入盟。
《民报》发刊，陈是撰稿人之一。《民报》第一号出版于乙巳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几天以后，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颁布了“取缔支那留学生规则”，要比照对付朝鲜留学生的办法加以“取缔”（管束）。《朝日新闻》等报纸，公开指责中国留学生为“放纵卑劣”。这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八干人以上，纷纷用罢课来表示抗议。其中最激烈的主张全体辍学回国。也有若干人认为不可因噎废食，应该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读书。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秋瑾和田桐；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朱大符（执信）。两派代表人物，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陈天华在原则上是主张留在日本续学的。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夫此（放纵卑劣）四字，加诸我而不当也，斯亦不足与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勿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急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这一篇《绝命书》语重心长，除了劝留学生用事实来维护名誉以外，并且说到“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则待之以德川氏可也（仿照日本政府于维新后优待德川幕府的后人的办法）。”
陈天华之自杀，完全不是为了个人有若何烦恼，而是想藉此策励同志，唤醒国人。普通的自杀者，是自经于沟壑的匹夫匹妇。他们的死，轻于鸿毛，陈天华的死，重于泰山。
他是一个热情人，见到不少同志空谈革命，而不务实行。决计以自己的一死作为尸谏。“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
他的尸谏，牵涉到今后的革命方略。反清是民族革命，也是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成份，在他看来，多于民族革命。“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革命是一件大事业，基于责任心而出发的一种不求近功、不求速成的行为。“然鄙人之于革命，有与人异其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拙劣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会党可以偏用，而不可恃为本营。至于外资，则尤危险，菲律宾覆辙可为前鉴。”
不以会党为主力，又不恃外资，那么，用什么力量来革命呢？陈天华说：……举中国皆汉人也，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或如瑞典、挪威之分离，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级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足以乱中国也。”
陈天华和会党接近过。他的话，可谓有感而发。孙中山的所见与他相同，自从乙未广州之役之后，便已侧重于“思想战”工作了，而且在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之中，明白指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关于对日政策，陈天华认为亲日与排日都不好。“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而吾谓其不可排者何也？ ……自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强。使吾亦如彼之治其国者，则彼将亲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则，即排之有何实力耶？……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
《细说民国创立》三三、丙午萍醴浏之役
陈天华死后，秋瑾、易本羲、姚洪业等人回国，准备在上海自办一所学校。其中，姚洪业因遭遇挫折，愤而投海自杀。（最后，学校终于办成，定名“中国公学”，由马君武、于右任、陈伯平等人任教。）
陈天华与姚洪业的棺柩，在丙午年（1906年）的夏天由友好运回湖南（姚洪业是胡南益阳人）。在长沙的志士禹之谟，在棺柩到达的一天率领全城的学生与市民一万多人列队迎接，选到岳麓山，举行公葬。当地的官吏曾在事前下令禁止，到时候却禁止不了；到了六月二十一日，便藉口禹之谟有鼓动湘乡县各界反对盐商浮收盐价，“率众塞署”的罪，把他逮捕，判了十年监禁，关在靖州的牢里。萍醴浏之役以后，靖州的知州金蓉镜迎合上峰的意旨，不时将禹之谟严刑拷打，逼他承认是“孙文之党”，逼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绞死在靖州东门外。
萍醴浏之役的最初发动人，是同盟会会员刘道一。他在1906年由日本回国，召集了三十八位别的革命同志，包括蔡绍南、龚春台、陈显龙、蒋翊武、覃振、易本羲、杨熙绩、彭邦栋，在长沙水陆洲旁的船里开会，决定纠合一万名会党，于年底清吏“封印”之时起事于浏阳、醴陵，攻取长沙；新军与队营方面，分别由蒋翊武及彭邦栋等策动，届时响应。
计划之中的所谓会党，包括蔡绍南与魏宗铨、龚春台所组织的新团体“洪江会”，与姜守旦所领导的哥老会的一个支派“洪福会”。
魏宗铨是江西萍乡上栗市人，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认识了黄兴、禹之谟、宁调元，醉心革命。龚春台，原姓章，名年，有时自称为张章年，是湖南浏阳人，当过清军的小军官。他们二人与蔡绍南在萍乡蕉园村“开山”（创立帮会），取名“六龙山”，对外称“洪江会”，以龚春台为大哥。入会的誓辞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洪江”二字，是用来纪念马福益的。马福益是湖南会党的大首领，在甲辰（1904年）与黄兴合作，事败，逃至广西，次年春天回湖南，准备在黔阳东北的洪江镇起事，在三月初八日被捕，于不久后被杀。）
姜守旦是湖南洲阳人。他的“洪福会”，亦称“洪福齐天党”，以推倒清廷，另创朝代为目的，不主张建立民国，却也愿意与“誓遵中华民国宗旨”的“洪江会”合作。
水陆洲会议以后，刘道一留在湖南主持一切，蔡绍南偕同魏宗铨到上海，准备去香港，或甚至去日本，找孙中山。他们在上海遇到了同盟会会员李发根。李发根介绍他们入盟，并且写信向同盟会本部函询孙中山的行踪。
孙中山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在九月初九日启程去西贡，于丙午年（1906年）正月二十日由西贡去新加坡，在三月间回到日本。其后，又在五月间离开日本，到“南洋”（马来亚）。在八月初九日以前到了西贡，于八月二十二日又回到了日本。
蔡绍南与魏宗铨在丙午年七月间从湖南来到上海之时，孙中山可能尚在马来亚各埠忙于吸收同志。捐募款项，购买军火。李发根无法知道其行踪，所以蔡、魏二人才有南赴香港，去就近打听的意思。但是，他们在八月间接到消息，同志李金奇在浏阳麻石镇失风，被清兵追捕，溺死在醴陵的白兔潭，便不得不折回湖南。
九月间，留在萍乡的同志“许学生”被清吏捕杀。
十月某日，设在萍乡慧历寺的机关被清吏查抄。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