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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留在萍乡的同志“许学生”被清吏捕杀。
十月某日，设在萍乡慧历寺的机关被清吏查抄。十七日的夜里，重要同志在萍乡高家台开会，蔡绍南等人主张等候军械运到之时才起事，廖叔保等人主张立刻起事，双方辩论了一阵，没有结果。
次日，丙午年十月十八日，廖叔保单独行动，率领两三干人在浏阳麻石镇起事，竖起白色的革命旗帜。龚春台与其他的同志，因此也就不得不干十月十九日，也贴出檄文起事，占领浏阳金刚头与萍乡的高家台。
自从龚春台正式起义以后，萍乡、醴陵、浏阳三县的若干村镇，纷纷有会党响应，总数不在三万人以下。最难得的是：他们的纪律特别好。清廷的两江总督端方与代理江西巡抚瑞良在他们的“会奏”之中说“当匪踞各处之初，并未肆行劫掠；所至只索军械、粮食、白布等。”因此之故，他们到处都受老百姓欢迎。例如，在十月二十一日进入浏阳东南、萍乡西北的重镇上栗市的时候，老百姓放了爆竹接他们，使得驻防的清兵不敢恋战。清军的江西巡防营左军统领袁坦在打给江西巡抚兵备派办处李协统的电文中说：“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
为了对付这三万左右的革命军，清廷前后所抽调的赣湘鄂苏四省的兵，计有（一）江西巡防营左军，（二）江西常备军第一标第二营，（三）湖南常备军六营之中的五个营，（四）湖北二十九标步兵三营，炮兵两队，及第四十二标（团）全标，（五）原驻江苏的第三十四标全标。
战事进行得相当猛烈，交锋了二十四次以上。
革命军目标，是浏阳县县城。俏若拿下了这并无城墙的县城，便可以取得大量的粮食，又可以顺着测渭河而下，西攻长沙。
浏阳的上东、张陈坊一带，原已聚集了不少的会党，其中多数是属于姜守旦的“洪福齐天党”的。姜守旦在十月上旬开始，便已为了会友王永求被捕、关在牢里，而想到县城里劫狱，在詹家岭和浏阳的清兵发生战斗，相持不下。龚春台在十月十九日竖起“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大旗，通知姜守旦，请他合作。他答应合作，而不愿意受节制，另行打出所谓“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旗号，加紧向浏阳县城前进。
龚春台对姜守旦的如此小器，并不计较，而毅然决然于十月二十三日，只留下少数队伍住上栗市。亲率大军，会攻浏阳。不料，这一天，当龚军尚在中途之时，姜军已被清军击败，退到浏阳之西的枨冲市。龚军只得屯扎在浏阳的南市街。
三天以后，十月二十六日，龚军猛攻浏阳县城，没有攻下；同一天，姜军在枨冲市教清军击溃。二十七日，龚军失了南市街，退到牛石岭。二十八日，龚军在牛石岭被击溃。
留在上栗市的龚军，也已经在十月二十五日被清军消灭。其他各村镇的革命队伍，于姜军、龚军相继溃散于枨冲市及牛石岭以后，都渐渐地散去。龚春台、姜守旦、蔡绍南、刘道一不久皆被清吏捕获，慷慨成仁。其他的主要同志，如宁调元，被捕杀的在九十人以上，再加上阵亡在战场上的与事后被清吏滥杀的，合起来超过一万人。
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如此结束！
此役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第一是，蔡绍南与魏宗铨不曾能够在事前与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他们到了上海，又因李金奇之死而折回湖南。第二是，原定十二月底起事，而在十月十八、十九日仓猝提前，军械弹药与干部人选均无准备。第三是，姜守旦不应该另打旗号，赞成对清革命而反对建立民国，更不该于龚军未及会师以前，单独向浏阳城进攻。第四是，统率江苏派来的清军的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及其部属如赵声、倪映典等人，原为革命同志，却无法与龚春台等人联络，以致想帮助革命军而无从着手。第五是，已经被孙中山派赴广东的湘籍同志杨卓林（恢）、廖仲瑶、李发根于此役既已发动以后，自动留在上海不走，企图袭取南京，作为响应，然而一则是为时已迟（十一月），二则是为敌方间谍萧亮、刘炎所骗。被捕于扬州。杨卓林就义，廖、李二人被判监禁五年。第六是，孙中山与同盟会总部的同志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了此役的消息，就派了两批人回国援助。然而这两批人也都失败。甲批，是刘震、黎兆梅、滕元寿，他们侥幸脱险，被他们所策动的哥老会首领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曾斌四个人被杀；傅义成等五人被判监禁。乙批，是胡瑛、朱子龙、梁钟汉。他们到了武昌，找日知会的负责人刘静庵，筹商响应的事，被变节的郭尧阶出卖，朱子龙因此而遇害，胡瑛、粱钟汉、刘静庵与五个别的同志被判监禁。这五个人是：季雨霖、李亚东、吴贡三、殷子恒、张难先。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有志竞成”的一章里说：“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由此而后，则革命风潮之鼓荡全国者，更为从前所未有。”
孙中山生平很少作诗，但为了追悼萍醴浏之役的发动人兼牺牲者刘道一，曾经特地写了一首：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细说民国创立》三四、日知会
孙中山为了支援萍醴浏的革命军，而派回湖北的三个人，胡瑛、朱子龙、梁钟汉，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其中，胡、朱二人参加过当年的科学补习所，朱而且是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武昌日知会的会员。
日知会有两个，在武昌的一个设在武昌府街，其后移入高家巷圣公会；在长沙的一个，从开始就设在吉祥巷圣公会。这两个日知会，均为基督徒黄吉亭所先后创办，是用来帮助传播基督教、供人阅览书报的地方。黄吉亭先在武昌，其后到了长沙，便把武昌的日知会交给胡兰亭负责。甲辰年九月二十日，科学补习所被封。所员刘静庵不见容于黎元洪，辞去黎元洪军中的书记职务，在圣公会寄食了一些时，就任日知会的“司理”。他先把日知会的书报，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取得胡兰亭的同意，添置了若干新书新报，对各界前来阅览的人殷勤招待，并且在每一个礼拜天讲演时事，宣传革命。这样。差不多过了一年，不仅科学补习所的一部分所员渐渐地重新聚合在一起，而且吸收了数以千计的新的革命同志，其中以士兵为最多。到了丙午年（1906年）正月，在他的领导之下，便有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正式成立，名称借用这“日知会”三个字，以避免清吏的注意。他选择会员也很严，只让一百多人参加。
这一百多会员，包括朱子龙，而不包括胡瑛，因为胡瑛在甲辰年冬天陪同王汉追踪铁良，于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中，投井自杀之际，逃去日本，一直留在日本，到了丙午年十一月才奉派与朱、梁二人回鄂。
武昌日知会的会员，除了科学补习所的老同志如朱子龙、曹亚伯、时功璧、冯特民、孙武、季雨霖、张难先等等以外，有在辛亥年（1911年）牺牲的刘尧瀓【剪文公：cheng，同“澄”】与彭楚藩两烈士，与发难起义的熊炳昆（秉坤）、吴兆麟、王宪章、蓝天蔚，又有粱耀汉、吴贡三、殷子恒、李亚东，与其后以佛学著称于世的熊子贞（十力），主持上海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伯鸿）。
在萍醴浏之役以前，孙中山便已派遣科学补习所的所员之一余诚（仲勉），从日本回到武昌，担任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会长。余诚与刘静庵计议，舍名务实，不把日知会的名称更改为同盟会分会，而在事实上运用日知会的组织，进行革命工作。日知会会员之履行宣誓加盟的手续，正式成为同盟会的一分子的，仅为刘静庵、朱子龙与冯特民三人（宣誓书上的签名是刘贞一、来公勇与冯一，日期是丙午年二月十四日）。
孙中山在丙午年，也介绍了法国军官欧吉罗上尉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北京、天津、烟台，于五月初八到达武昌，乔义生与邓家彦和他一齐来。
刘静庵与日知会的同志，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到会的有几百人之多。欧吉罗即席演讲，畅谈法国革命的原因，世界革命的趋势，与中国革命的必要。替他翻译的人，是日知会会员朱作梅。
这一位欧吉罗上尉，隶属于法国在天津的驻屯军。他的直接上司是布加卑少校。布加卑奉了法国驻越南总督某氏之命，于乙巳年秋冬之际谒见孙中山于吴淞口外的船中，商定以欧吉罗上尉及其他军官六人交孙中山调遣，负责各地革命力量的调查与联络工作。
越南总督某氏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克列孟梭吩咐过他；而克列盂梭之所以作了如此的吩咐，是因为其好友前任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竭力主张。杜美为甚么要作如此的主张呢？是因为他早在壬寅年，便已久闻孙中山的革命抱负与道德学问，屡次托法国驻日大使邀请前往越南会面、孙中山在壬寅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由日本到达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不巧杜美业已离任回国。杜美嘱托了他的秘书长哈德安代为招待，接洽一切。（同时，孙中山也结交了当地的侨胞黄龙生、甄吉亭、甄壁、杨寿彭、黄景南、曾克齐。这几位，不久以后都参加革命，后来在钦廉与河口各役，出了不少的力。）
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春天由美赴欧，与留学生朱和中等组织革命团体之时。和杜美会了面。杜美介绍孙中山与克列盂梭相见。而杜美本人对孙中山的友谊，则继续不断，以迄于孙中山逝世以后。
笔者的业师。巴黎大学教授马迪厄先生（Albert Mathiez）说，埃米勒·包莱先生告诉过他：孙中山在巴黎极受“共济会”的欢迎，而且加入了共济会。这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之时，正是幕后的推动者。孙中山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与共济会的宗旨可谓志同道合。法国志士之所以热心于赞助中国革命，殊非偶然。
欧吉罗在日知会演讲，清吏张之洞等人派了若干暗探混在听众里面。传说，第八镇统制张彪，也化了装在座。事后，张之洞派了一个充任“海关洋员”的英国人，尾随欧吉罗，乘机攀谈，获得了若干秘密，把这些秘密报告清廷。清廷于是在欧吉罗畅游武昌、汉口、长沙、九江、南京、上海、福州、厦门，而回到天津以后，收买了欧吉罗的中国厨子，又偷去了欧吉罗的若干文件，包括各方友人写给他的信件，向法国驻华公使严重交涉。结果，法国政府不得不把欧吉罗调走，安置在越南。
一方面，张之洞、张彪，及巡警道冯启钧继续派遣暗探对日知会监视；一方面，日知会本身的革命工作日趋积极。刘道一在丙午年夏天，召集湘、赣两省同志开会于长沙的水陆洲，策动萍醴浏之役。在出席者之中，有其后在辛亥年武昌起义前夕担任过总司令的蒋翊武，蒋是湖南澧州人，这时候似乎还没有和湖北的同志发生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武昌日知会的同志似乎到了萍醴浏之役业已失败，进入尾声之时，胡瑛、朱子龙与粱钟汉三人从日本回到武昌，才开始对湖南、江西的同志筹划支援。事实却不是如此。在这一年的八月间，日知会的同志吴崑【剪文公：kun，崑崙，山名，中国最大的山脉，西从帕米尔高原起，分三支向东分布。现作“昆仑”。】已经到了香港，下榻于中国日报馆，等候黄兴；等了两个月，黄从新加坡回来。黄“乃授吴以方略，使回鄂积极筹备，候华侨款集，即可大举。鄂省同志闻吴回鄂，非常鼓舞。”（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页九八。）
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萍乡醴陵革命军起，本日知会之秘谋。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羲，湘南湘乡人。……无如萍醴偏僻之地，军饷、器械无所取材。乌合之师，未经训练，其气虽壮，其力无援。加以江西、湖南两省之新军又无联络，数日无一响应……易本羲吐血数升而死。”
曹亚伯又说：“时醴睦事起，武昌党人咸欲响应。（刘）敬安急不暇择，张君（纯一）以准备未齐，力遏止之。且谓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莅止，如果有军饷接济，可操胜算，然后动作。未及数日，胡瑛果至。开会筹议，胡瑛亦以未可轻举为言。”
张纯一主张慎重，是有理由的。胡瑛也说出“未可轻举”的话，实在是辜负了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