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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彰在十八岁的时候，到檀香山做工。他向当地政府领得了一片茂宜岛的荒地，从事开垦与畜牧，很成功，到了二十五岁之时，已有上千的牛羊，回乡娶妻，带到茂宜岛去。孙中山当时想和他一道走，达成公不准。次年，德彰写信来，要接双亲去侍奉，达成公自己不愿意离乡远行，叫孙中山跟随杨太夫人同去。
这时候，孙中山的年纪是十四岁，还不曾进过西式的学校，但已经在私塾里念过了不少的古书。到了檀香山及茂宜岛以后，德彰留他在所开的一间米店里帮忙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便送他进了英国人办的意奥兰尼书院，念到十七岁，毕业。（杨太夫人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就回翠亨。）
意奥兰尼书院，相当于我们的中学。孙中山在夏季毕业以后，于秋季升入美国人所办的奥阿厚书院，读了一年，在次年的夏天德彰硬叫他回翠亨。原因是，德彰觉得孙中山有信仰基督教的倾向，同时也怕孙中山“沾染西化过深”，希望他回国，多学一点中国的学问。
于是孙中山回国，辍学了一学年，在十九岁的时候（1884年）进了香港的拔萃书室。在拔萃书室读了半年，于次年阴历正月转学皇仁书院，四月，回乡与夫人卢氏结婚；十月，再度赴檀香山，转茂宜岛。
孙中山在茂宜岛，住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春天回国。回国的原因是，德彰只想叫他在店里当伙计，而无意于让他升学。
回国以后，他进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同时从陈仲尧先生补修中国的经史。次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转学于香港西医书院，读到1892年7月23日，以第一名毕业。不久，又考得香港政府的内科外科兼妇产科的行医执照。
这香港西医书院，是今天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前身。当时的教务长是康德黎。
孙中山肄业于西医书院以后，到澳门开设了一个“中西药局”在澳门大街，其后迁移到草堆街，在这中西药局里悬壶应诊。由于医术高明，来局求诊的人极多，一年之间他所收到的诊费，超过了一万元。
这一万余元，孙中山都用在革命上。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慢慢地形成的。幼年，他在私塾里读中国古书，便已倾慕汤武。十一岁的时候，他遇到一位太平天国的老兵，对他讲清兵人关以后的残暴行为与洪秀全的轶事，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在檀香山意奥兰尼书院的几年，他吸收了关于西洋文明各国的知识，也亲眼看见了檀香山政府的种种设施，与清朝的种种腐败恰好成为对比。第一次回国以后，在皇仁书院读书之时。正当中法战争以后，清廷不惜割地求和，使得他不再对清廷抱任何期望，而决心从事革命。他自己在“孙文学说”的“有志竞成”一章里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结识了一位洪门中人郑士良。郑士良是归善（惠阳）县淡水墟人，也在博济医院读书，和孙中山相交莫逆，成为知已。孙中山虽则此时未入洪门，却从郑士良的口中得闻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又结交了同学新会县人陈少白与香山县的同乡、算学馆的学生杨鹤龄。这两人，虽非洪门中人，却均是爱国忧时之士。杨鹤龄家颇富有，有一座“扬耀记商号”在歌赋街。孙中山常和陈少白到杨耀记商号找杨鹤龄高谈革命。有一天，尢烈也走了进来。尢列是顺德县人。与孙中山同年生。他早年加入洪门，畅游过华北华中，曾经在广州于一个场合中遇见孙中山。成了朋友。
孙、陈、杨、尢四人，被扬耀记商号的伙计们称为“四大寇”：“四个大造反者”。
有一次，“四大寇”联袂共游广州，在三元宫会商革命大计，被三元宫的一位老道人听到。老道人告诉他们，倘若真想推翻清朝，必须联络“会党”；跟着，便把各地会党的地址向他们说了出来。原来这老道人姓郑名安，正是会党中人，当过林则徐的“师爷”（秘书）。
孙中山到了在西医书院毕业，实际革命工作才开始。孙中山之所以学医，本是为了“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因此，毕业以后，他便在澳门设了中西药局，作为他接触社会、物色英豪的机关。（凡是贫穷的病人，不仅不收诊费，而且免费送药。送药的钱，是从澳门的一家专以中医中药施诊的镜湖医院筹来的；由镜湖医院借给孙中山两千银圆，借期五年，月息一分，即以月息由孙代购西药，在中西药局施诊。）
几个月以后，澳门政府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的行医执照，勒令他停业。孙中山于是结束了中西药局，于次年春天到广州，另设一个东西药局（在冼基），仍旧对贫穷的病人送诊送药。
扬鹤龄留在香港；尢烈回了顺德，在顺德开了“兴利蚕子公司”作为“入世之媒”。陈少白随孙中山到了广州。杨、尤二人常来广州，共商进行。郑士良不曾在广州博济医院继续读完，就回了惠州，联络会党，这时候他常来广州，与“四大寇”见面。此外，还有几位同志：孙中山的小同乡、总角之交陆皓东，陆在上海念过书，当过电报生；水师军官、香山人程奎光；归善（惠阳）人，在某一个学校担任教员的魏友琴。
他们谈秘密话的地点，通常是广雅书院的抗风轩，有时候也在郊外或河南岛的古庙。
他们是否已有具体的组织？待考。胡汉民先生与邹鲁先生均说：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之时（1892年），便已组织了兴中会。陈少白先生却在写给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的信里说，“壬（辰）癸（巳）两年，并无开会立党之事。”两说如何取舍，将来有更多的史料出现之时，或可帮我们作一决定。
就现在的史料情形而论，似乎兴中会的成立是在甲午年（1894年）冬天，孙中山到了檀香山之时。
1895年6月，孙中山到了天津，托人向李鸿章递了一个万言书，没有得到反应。和他同去的是陆皓东。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观察清廷的虚实。万言书只是一种掩饰。7月，中日战争爆发；10月，孙中山启程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细说民国创立》七、乙未广州之役
乙未（1895年）广州之役，是孙中山所亲自领导的十次起义的第一次。
起义的计划相当周密。广州城内由孙中山坐镇，发号施令。香港方面，由杨衢云派遣同志，率领若干名会党（洪门兄弟），在九月初八日晚间乘坐轮船北上，预计于次晨到达广州码头，取出藏在水泥木桶中的枪械，分别进攻各衙门。这时候，埋伏在城内、城郊，及水上的同志与会党。一齐响应。散布在北江、惠州、潮州、顺德、香山等地的同志、会党与绿林，分别在10月26日起事，向广州会合。
旗帜，用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口号，用“除暴安良”四字。檄文，由同志朱淇起草。
不料，朱淇在起草檄文之时，被他的哥哥朱湘知道。朱湘向清吏“缉捕委员”李家焯告密。李家焯随即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这是九月初七日或初八日的事。谭钟麟一笑置之，并未立刻搜捕孙中山与其他的同志。
倘若杨衢云能按照原定的计划，如期在九月初八日晚间把香港的同志与武装送上轮船，第二天的早晨一切仍能进行。然而，他作事缓慢，耽误了时机。他打电报到广州，说要延迟两天。
就在这两天中间，出了岔子。他所装运的六百枝枪，被香港的海关发觉。他的行动，也被驻在香港的清吏密探韦宝珊注意。韦宝珊打电报报告清吏，清吏报告谭钟麟。谭钟麟在九月初十命李家焯捉拿党人，在王家祠与咸虾栏等处机关捕去了陆皓东、程奎光、程耀宸、程怀、刘次、梁荣。
孙中山不曾被李家焯捉到，立刻打电报给杨衢云，叫他“止办”。杨衢云接到电报，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孙中山如何有办法去接？到了次日的早晨，香港开来的保安号轮船到达广州码头，码头上已经布满了清兵。丘四、朱贵全等四十几位同志被当场逮捕，其余的二百余人于纷乱之中逃散。
外县的同志，由于获得孙中山的通知，中止发动，不曾受到波及。
谭钟麟在阴历九月二十一日将陆皓东、丘四、朱贵全杀害，用军棍逼供程奎光，当场打死。其后，程耀宸病死在监牢里。（其余被捕的人，谭钟麟认为是“愚民”，一律释放。）孙中山与杨衢云、陈少白等十几位领袖，被谭钟麟指名通缉。
《细说民国创立》八、横滨分会
孙中山于乙未之役失败以后，很镇静地留在广州，留了三天，从容脱险。他乘了轿子到唐家湾，在唐家湾搭轮船到澳门，由澳门到香港。清廷向香港政府要求引渡，他请了律师在法庭中公开抗辩。结果，香港政府拒绝引渡，却判决了“放逐”五年。
和孙中山同时被判决放逐的，是陈少白与扬衢云。孙中山带丁陈少白与郑士良去日本。杨衢云经由越南、新加坡、印度，到南非洲，在约翰内斯堡及彼得马里茨堡一共吸收了几十个会员，成立了两个兴中会分会。这两个分会在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凑集了若干款项给他回香港，因为他声言要再度起义。然而，他回到香港以后。不能登岸，只得去日本横滨，找孙中山。（卖了家产。随他东归的一位同志黎民占则流落在香港，一筹莫展，郁郁以终。）
孙中山带了陈少白和郑士良去日本，在横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分会的会所设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分会的会长是文经印刷店的主人冯镜如。冯镜如的弟弟冯紫珊，与冯镜如的十四岁的儿子冯懋龙，都做了会员。（冯懋龙其后改名“自由”，对革命出力极多，留下《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华侨革命史》等好几部著作。）冯氏兄弟父子以外，另有谭发、粱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峄琴、温遇贵等会员二三十人。
作为孙中山与冯镜如、谭发等人之间的桥梁的，是一位姓陈名清的同志。他的职业，是在洋船上卖东西。甲午年冬天，孙中山组织了檀香山兴中会，搭船回香港，在船上宣传革命，他听了非常佩服。途经横滨，便上岸邀了好朋友谭发，到船上来见孙中山。谭发是一个裁缝，在横滨开了“均昌洋服店”。谭发生平主张中国应该由汉人自己选一个当皇帝，意思是最好由自己来当选，因此而赢得了“谭皇帝”的绰号。他见到了孙中山，便打消了自己当皇帝的念头，决心拥护孙中山“创立合众政府”。
因此，孙中山于乙未之役失败以后，来到横滨之时，首先到“均昌洋服店”拜访谭发。谭发介绍冯镜如等与孙中山见面。不久，兴中会横滨分会便正式成立。（不称为支会，而称为分会。）
从此，横滨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镇。
孙中山在这一年（1895年）年底留下陈少白在横滨，叫郑士良回香港，率人去檀香山。在檀香山，他和该地的台友商谈再度起义的计划，无甚结果。
《细说民国创立》九、伦敦蒙难
孙中山在丙申年（1896年）阴历五月间由檀香山去美国，为的是征求同志，募款再举。到了美国以后，在旧金山住了一个多月，又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等地分别住了若干天，最后在纽约又住了几个月，却不曾遇到多少能够接受他的革命主张的华侨。
于是，他决定去英国。到了伦敦以后，他常常去拜访自己的老师，曾经在香港西医书院担任过教务长的康德黎博士。康德黎的寓所，在清廷驻英使馆附近。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广东三水县人邓廷铿。其后邓廷铿在10月11日把他骗进了使馆，关在三楼的一个加了铁窗栏的房间之中。
邓廷铿之所以如此，是奉了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瑷的命令。龚准备包雇一船，把孙中山秘密押解回国行刑；甚至想先把孙中山毒死，装在箱子里运回中国戮尸。
所好，吉人天相，使馆的一个英国仆人柯尔渐渐表同情于孙中山的遭遇，送消息给康德黎。康德黎邀同另一位英国医士孟生把这件事在《地球报》（The Globe）发表，引起了英国人士对清廷使馆的公愤；又写信给当时的英国外相萨里斯伯。萨里斯伯认为清廷的公使馆没有在英国领土之上逮捕人、扣留人与押解人的权力。于九月十七日派员向龚照瑗交涉，要求将孙中山立即释放。龚照瑗只得照办。
孙中山被释放以后，作函申谢《地球报》及英国舆论界的支持；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交给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代为发表。从此，英国朝野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了解。
孙中山留在伦敦，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