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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它的用法，那可就千奇百怪了，马上、步兵的三眼枪每铳只著铅子一个，在八十步内平放发『射』；明朝骑兵的三眼枪由于马上发『射』命中率低，为了提高命中率，有时用的是散弹“每铳著铅子二、三个”，在三四十步内发『射』，但马上步兵一般都会下马结阵放三眼枪，如果来不及下马，就各按队伍条为长营轮番更打且战且行，有进无退。三眼枪若单独使用时是连发的；与鸟枪配合时，有时为了弥补鸟枪火力弱的缺点，是齐发三弹的，有时为了加大近距离的杀伤效果，每铳管用二三个铅子。三眼枪可根据战场情况选择是否将三条引线并在一起，连发还是齐发。（很多人虽知道三眼枪可连发、齐发三弹，但却没想过三眼枪在什麽情况下连发、齐发三弹。）
每队造十五人为三眼铳手，四人为大炮手。火炮故虏人所忌，然今习闻而巧避，每见放了，却才装『药』，虏便突来冲屣，故必十五人为三叠，便递入『药』，可以接放。又多用纸爆，先后混之。此引申前人之法，亦多方误敌之意也。（在明初，有些敌人在临战时伏在地上听声，等明军的铳响过之后，便跃起突阵。因此，明军开枪前后，会在附近连放三五个爆竹，真真假假，使敌人无所适从。）
三眼铳近身作战可参考‘夹刀棍、大棒’。 第六。校刀棍 正所以比敌马讨一寸便益之物也，俱用大棍。教师之法，一打一戳，余皆花法也。只专刺马腹、人喉、马眼、人面。听中军竖红高招，刀棍手俱集中军听候，亦照前备二项木棍。听擂鼓，骑马飞驰，向短根戳一下，即戳马眼、马腹也。次将长棍截一下，即戳贼喉、面也。先将锋炭染黑，或以灰刷白，中者为止。务要戳入重，拔出速，不然不得戳第二下也。 第七。校大棒 听中军立起蓝高招，各棒手俱集听候。每队备短枝一根，长一尺，长枝一根，长四尺。禀安讫。兵以六人为列，听擂鼓，飞跑向前，一齐打去。先打短一下，如打马脚同。又高打长棍一下，如打马头同。赏罚例与刀棍同。
三眼铳自明朝洪武年间就开始使用，据说和陈友谅大战是，就曾用到过三眼铳，小景查阅了一些资料，其实，三眼铳自洪武年间，一直到万历末都在用，只不过这个武器似乎有些弱点，所以三眼枪在明军中的使用并不普及，只是快枪、神机枪等单管铳的辅助火铳。万历二十三年，“三眼枪”配发辽东——《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庚子：“工部覆蓟辽总督孙矿、抚按李化龙、宋兴祖所请，戊字库旧贮盔甲、弓箭、撒袋及京库旧贮三眼枪快枪，合行量给，以济军兴，他边镇不得援以为例从之。”然而，即使如此，辽军在万历二十年之后几年，“三眼枪”的使用也不普及，包括李如松征朝鲜时，出征辽军的火器使用就非常少——《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庚寅：“锦衣卫镇抚周仁卿陈破虏在用火器：昔从提督李如松征倭，见辽兵归阵止携弓箭、短刀，未谙火器之用。请给敕谕浙江巡抚，容职往彼处挑选各营火器手精兵三千员名，各带鸟嘴铳、三眼枪等件，借府州县未解钱粮为安家盔甲等费。”辽东地区开始较大规模使用“三眼枪”当在万历末女真人崛起之后——《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六月癸亥：“兵、工二部议：以库贮盔甲并铜铁大小佛郎机、大将军、虎蹲炮、三眼枪、鸟铳、火箭等项，委官挑选演试，解赴辽左。”至天启朝，“三眼枪”的制造和使用规模才开始扩大——《明熹宗宝训》卷4天启四年八月戊申：“谕督师辅臣孙承宗：佛朗机二十副，内提炮八十个、三眼铁铳五百杆。”《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三月丁未：“圣谕：……简得军前灭虏应用神器等件钱粮：头号发熕三位，二号九位，九边神炮二百位，虎蹲神炮二百位，头号佛即机一百位，二号佛郎机一百位，铁涌珠炮一百杆，铁连珠炮一百杆，铁三眼铳一千杆，各随用什物全火『药』二万斤。”
《明熹宗实录》天启七年二月乙巳大学士黄立极等题：“……二号佛郎机二十位，三眼铁铳五百杆，随用提炮什物全盔五百顶。”至崇祯朝，“三眼枪”的制造和使用规模越来越大——《崇祯长编》崇祯二年二月戊戌：“大同巡抚张宗衡疏言：时道臣宋统殷造红彝大炮一门，外臣陆续督造精好三眼抢一千余杆。”《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月：“大同巡抚张宗衡疏言：臣请鸟铳五千杆，又臣新造三眼枪五千杆。”最后三眼枪替代了快枪、神机枪等单管铳，成为主战火器。
明末时，辽东各镇几乎都以三眼铳作为制式装备，无论骑兵还是步兵都普遍装备着三眼铳。根据辽东镇于1630年的编制，正兵火器营的基本战术单位”队”，即是全装备三眼铳部队。
这是从《戚继光的荣耀》的作者“红心皇后”的辽东镇的编组图得知的明代军事地理著作《开原图说》的三眼铳资料：正兵枪手四百名分为四方，每方一百名，百总统之，共百总四人。每总分为四队，队二十五人，队长统之，共队长十六人。每方大炮十位，四方四十位，一炮二人，共炮手八十名。每方三眼枪八十杆，四方三眼枪三百二十杆，共枪手三百二十名。每枪十杆间大炮一位，共大炮八位，余二位设于营门。车营既苦无军，若前无障拒又不得施火器之用，每方且安拒马枪八十架，四方共三百二十架，行则带于枪手，马上驻则以铁锁环之，此方营也。其中子营以协营门，下人役二百名，内丁一百名，中军内丁五十名，共三百五十名，分十四队，羽翼主将即兵法所谓握机也。
其『射』打号令掌，一声号各枪手上马，二声号各挨队伍站立，三声号各照队伍前行。遇敌掌喇叭即止，点鼓下营，枪炮手各按队伍摆列，先列拒马枪，次大炮及三眼枪，摆列齐备。摔响钹一声鼓止，如遇贼冲，一阵击金一声，枪手点放三眼枪一孔，击金第二声点放第二孔，击金第三声点放第三孔。如遇贼三连冲不止则连声击金枪炮更番装打不绝。则退起营，掌号一声收拒马枪及枪炮入队，二声号上马，三声号条队前行。若追袭之际，卒遇逹贼不及下营，枪炮各按队伍条为长营轮番更打且战且行，有进无退焉。（‘逹’是“达”的讹字。）
若与贼持久，欲使炮声不绝，则以四炮为朋，每方二朋，四方八朋，共炮三十二位。每朋马兵十六名，骡四头，八朋共马军一百二十八名，骡三十二头。一朋十六人之中选能干有眼力者一人看苗头，选有胆气者一人点放，选手疾者一人安火线，选便利者一人装火『药』，一人装大小铅子，再选有力者专管捅炮二人，一炮共八人，余三人捉马骡看苗头及点放，二人在营前不动，装完候放之炮，在见放炮后之左安火线装火『药』铅子，三人在装完候放炮之后，放过候装之炮，在装炮三人之后各专一事不许错『乱』，各按方位不许那动，轮流装替更番打放庶循环不绝。每朋布『药』袋一筒，木马二十筒，皮条串带装火『药』之人司之，大小铅子袋一筒，木手捶一柄，铁通杖一根，皮条串带装铅子之人司之，火线袋一筒，铁锥二把，小刀一把，皮条串带安火线之人司之，火绳点放之人司之，支炮木马厚薄不等三四十筒，皮条串带看苗头之人司之，平居‘稽’查庶临事无误。
这个三眼枪在南方不大适用，所以普遍的南方军队对着三眼枪并无什么好感，倒是北方军队对三眼枪评价很高 。
一遍置火器，务教战守。臣闻中国御夷，火器为最。顾火器之制非一，火器分战守用，其利去具害也。其击之最远者，可以守也。其发之最便者，可以战也。近该守备黄道、册开建造大将军神铳送营看验，该营验放得神铳一发，五里当者一齐碎裂，此最可以守者。凡守营守城大举冲击，似不可缺。又臣同督臣李言恭看议得佛郎机一具，内有子铳，屡发不热，亦非他铳可比。又诸将议得如边军之三眼枪，次如京营之夹把枪，最可利于战者。他如毒虎飞炮、灭虏炮、涌珠炮、连珠炮之类，须择的可用者，方可随宜教习。乞敕部议行令京营各边，各该建造大将军神铳，务觅原匠，造令工致。其三眼枪、佛郎机，次及夹把枪各利战利守火器，尤乞严行京边，重加教习，俾人人熟惯，处处得力。如一营三千，除一千奇兵，精习骑『射』，可堵可伏外。其二千火器悉练，并可对敌庶神武克振，而兵威足扬矣。伏乞圣裁。
北方军队无论是士兵还是将领都对鸟铳存有偏见，不承认鸟铳比火门枪强，比如宋应星：“议攻战之势，说者谓倭之鸟铳我难障蔽，倭之利刃我难架隔，然我之快枪、三眼枪及诸神器，岂不能当鸟铳？倭纯熟，故称利，我生熟相半，故称钝，原非火器之不相敌也。”
北方军队少用鸟铳有一个原因，就是鸟铳『操』作繁琐：”北兵不耐烦剧，执称快枪三眼铳便利过于鸟铳，教场中打靶，鸟铳命中十倍快枪，五倍弓矢，犹自不服。”此戚少保语也。
下文为一些北兵为何不用鸟铳的资料，在明朝时，科技的传播是很慢的，尤其是中国这种大国，因此当时中国“南方有鸟嘴致胜，北边有（三眼）闷棍破敌之说”。
明代火器空前发达，品类繁多。其中鸟铳，又称鸟嘴铳，或鸟嘴木铳，当时刚刚引入中国不久，是正在普及使用的轻型火器，作战效能最佳： 佛郎机子母炮、快抢、鸟嘴铳，皆出嘉靖间。鸟嘴铳最后出，而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所击人马洞穿。其点放之法，一如弩牙发机。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三相直而后发，拟人眉鼻，无不着者。捷于神枪，而准于快抢。火技至此而极。
好的鸟铳，如果使用得当，能够发挥很大作用；若是技术低劣或是制作粗糙，却不但无益，反而不如弓箭等传统冷兵器： 鸟铳固优于矢，但铳精则胜于用矢。铳具不如式，习之不精，反不如矢，而让敌以长技矣。……火器尤为误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铳而头已回顾走路。或先将铅子衔口中，忙『乱』装铳，忘子在口，顺气咽入腹中。或忘入铅子，或先下铅子，而后入『药』。或子小口大，照打时铳口一低，铅子流出。或装毕而火绳落地，为湿气所灭。或持线自龘焚其『药』。十铳之中，仅有六七铳发出；六七之中，仅有二三中耳。此盖百战中面见熟试而知之也。难矣哉！是在为将者反其弊而严其教比以转移之也。 那么，各地制作鸟铳的水平，以及南北士卒使用鸟铳的技能，究竟如何呢？戚继光有如下论述：鸟铳一技，乃战虏长器。北人不习，北匠造亦不如法。此为南兵惯熟，尤不可已者。如得旧练南兵万数，先教成一营，以为师范，分发旧曰彀中材官，以练北兵，功省而效倍矣。
按照前引戚继光的说法，不仅北方兵士不善于使用鸟铳，北方工匠也不善于制作鸟铳。北方工匠制作技艺之差，就连京师制作的鸟铳也都粗恶不堪，嘉靖年间唐顺之在兵部郎中任上核查蓟镇兵籍时曾谈到：往年京师亦尝造数百管，其炼铸既苦恶，而又无能用之者，是以遂为虚器。
浙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不仅兵士娴于运用鸟铳作战，而且浙江工匠制作的鸟铳，在全国也最为精良。所以，唐顺之向朝廷提出：“请令东南军门，取其精者数十管，而与善点放者数人至京师，陛下令大臣阅试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虏人之腰领，其亦可惜也。”
这种鸟铳制作工艺水平的差距，首先是基于明代手工业技术水准的地域差异。明朝嘉靖、万历间的官员张瀚，曾宦游南北各地四十馀载。他在经过实际观察对比后，概括指出：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可见包括浙江在内的东南地区，其工匠技艺的总体水平，要远远高于北方。在工匠普遍精于制作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殊历史因缘，促成了浙江鸟铳独步天下的局面。这就是鸟铳本来为日本制造的火器，“嘉靖间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焉。”因得地利之先，浙江成为全国最早获取并仿造、使用鸟铳的地方，鸟铳从此才在中国军队中逐渐流行。浙江的工匠由于最早接触并掌握了鸟铳的制作技术，所以其制作技艺，才会大大领先于其他地区，从而为浙江士兵得心应手地使用鸟铳，提供了最好的装备保障。
当火绳枪发展成熟，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