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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三十年过去了，无论是被赶走后又回来的，还是先赶走了别人， 自己后来又被赶走的，相继也都走到了动荡人生的安宁彼岸。
我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从遥远的海外走来一对中年男女。他们站在十九号院儿的门口，客客气气地请求姑夫的警卫员允许他们进院看看。用标准的国语说：
“这里过去是我们家的老宅。”
九十年代中期，老北京改建的大潮汹涌澎湃。十九号院儿差点儿被彻底夷为平地。我毫不夸张地告诉读者：正在大铲车已经高高地、无情地举起那千钧一发的时刻，北京文物保护部门一纸“铲下留情”的红头公文从天而降！于是，十九号院儿的座北朝南的主体建筑——远近一带被赋予雅号的那座“大屋顶”，得以幸存至今。
十九号院儿没了，只有“大屋顶”还顽强地、孤零零地站在皇城公园的一片红花绿草中间。令人颇为费解的是，院儿里一棵高大的白皮松，还有高龄的枣树、花椒和柿子树它们不但未受到丝毫伤害，还被细心的公园管理人员挂上了一块块小木牌子。就像对待故宫、北海、景山和颐和园那些已俱文物价值的古树、名树一样。
十九号院儿幸存中的“大屋顶”，被改造成专门接待贵宾的茶室。里面所有曾经隔出房间和走廊的墙壁都消失了，整个主体建筑的内部空间，给我的感觉并非记忆中那么宽大。建在地下的石头厨房，成了几个单身员工的集体宿舍——他们对我这“路过的游人”称赞，住在这里真是“冬暖夏凉”呢！
我听说，来到北京的游客只需花很便宜的费用，参加一个叫什么“胡同游”的项目，就会在四下通风的电瓶车上，听到年轻的女导游手指着十九号院儿的“大屋顶”说：
“这就是老皇城著名的‘将军院儿’”
飘零在海外的我，无数次地梦见这座我美丽的院落终于，我提笔让自己心中几个聪明、善良的老北京人，走进那座古老的“十九号院儿”里，来扮演我心中的故事、心中的角色——
我写《皇粮胡同十九号》的故事，与自己在日本大量鉴赏推理文学作品有关。我很喜欢这种集社会、文化、民俗、知识、人情于一体的传奇故事读本。这类风格的作品，极具挑战性——作者必须比一般读者要“狡猾”那么一点点儿。构思好一个完整、合理而又吸引人的推理传奇故事，是最艰难的脑力劳动。我始终对结构故事的能力极不自信，却无法压抑挑战的欲望。将近二十年，我在鉴赏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推理文学作品后，终于第一次斗胆尝试性地提起笔来
我不喜欢读武侠小说。自己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位下肢瘫痪的神秘老妇人——紫姨。她那一头银发和终年坐在轮椅上的身影，是我生活中几位长辈的缩影——她们美丽、慈祥、睿慧、果敢、学富五车、从善如流围绕在紫姨身边的几位中、青年：一个律师。一个警探。一个医生。一个记者。一个花花公子。他们就像桃太郎大战妖魔时身边的猴子和小狗们一样，各有所长所短。唯一共通的，无非是人类心中不应失去的正义、善意和友情——他们是我的“梦中人”罢了。
紫姨和她的牌友们，不能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每次抗争的结局，都包含着无奈的妥协。他们这帮“好心人”，也未必就能保证好心不做坏事，违背初衷的客观结果层出不穷我想，这就是人生永远无法逃避的遗憾——皆大欢喜的大团圆，那是自欺欺人的。
让人物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是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过多顾虑到，对现实的“影射”之嫌；二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现代刑侦手段高度的科技性——指纹、窃听、录像、电脑、DNA对于我，阿加莎和柯南道尔笔下，主人公们那富于综合素质的敏锐洞察力，永远充满魅力。如果我让自己的人物活在今天，未必就能够使得情商与智商本身的较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也可以说，这是我对自己短弱之处的回避吧。
也有中国的老师批评我：创作风格受日本推理文学的影响过深，存在着局限性和不和谐感。因此我也曾担心，风格和结构手法的不同，会不会引起祖国读者的反感？书出了，我只能对作者说，创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是动情的也是认真的。一部讲故事的小说，首先应该好看，其次应该感人。两者兼备，真的很难。但愿《皇粮胡同十九号》能够给读者带来饭后茶余的消遣。我还想再接着写出四到五个发生在“皇粮胡同”的故事，不知是否因“江郎才尽”无法成章。
作者往往会在一道篱笆后面，隐藏着真实的身影。期待着真正的知音能够听到篱笆后面那一声低婉的叹息
我由衷地感谢我的责编崔卓力女士——《皇粮胡同十九号》的书名，是她为我确定的；书中几个小人儿的插图画，是她逼着我画出来的；文字存在的许多问题，是她点点滴滴提示我修改的她是我这本长篇处女作的第一位知音。我还要感谢一个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北京胡同的人，他就是我的丈夫胜男。创作期间，他经常会关切地询问我：“怎么样，你高明地把人杀掉了吗？”
桃子
2007年夏月写于日本富士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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