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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十一、反冒进
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的关于建设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条不紊的，稳步前进的。他曾说过：“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对于这个中心点，周恩来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特别说明：“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他的这种稳步发展的建设思想，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教育，他说过：“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有重点，要稳步前进。”对于农业，他也说过：“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
这是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作风的。周恩来是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经济建设上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编制预算时由于没有结合国家的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和周转资金之学为主导的学派，后人称之“稷下学”。齐襄王之后逐渐衰，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为当年的投资安排，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由于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赋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柏格森则从非理性主义的观点，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论述了异化问题，认为异化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了危机，必须恢复天主教的道德规范，用“以神为中心的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