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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求，为了把运动搞出成效，抓出内奸，支队要马上做两项工作，一要迅立即成立起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肃托进连队，进科室，每个单位都要搞，不准有死角，二要立即成立军事审判所，凡是对审查出有问题的托派分子，马上逮捕、审判、执行，办起案件来要雷厉风行，务求成效。
“两立即”的提法，在会场里激起了巨大反响。
在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山东分局的那位领导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支队个别干部，思想觉悟不高，身为锄奸保卫部门的人，却不注意政策学习，这样的人如果不好好学习，一定会被革命的洪流所淘汰。
吴琴当时听了，就流下泪。
社会部的人也知道，这句话针对谁。
大家也算是进一步领教了这个高特派员的厉害。
很快，在高明的直接领导下，独立支队的肃托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除了社会部成员以外，他还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喜好，从机关其他部门调来了一批干部，担任肃托工作。
说到底，这也是对乔向文和社会部的不信任。
当然，他首先就找了个借口，把吴琴调出了社会部。
在这场巨大的政治风暴面前，乔向文虽向司令员和政委据理力争，但还是无法改变决定，高明自恃有尚方宝剑，对司令员和政委的话也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对他有利的，就满口带笑，不符合他意图的，就张嘴延安闭口康部长，拉大旗作虎皮，仿佛尚方宝剑在手。。
在吴琴离开社会部，前往基层连队锻炼的的那个晚上，乔向文悄悄来到了她的宿舍，和她聊了很久，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给了她不少的的信心。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高明带着一帮人，神神秘秘地四处找人谈话，有的和乔学文通了气，有的是他直接进行。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乔学文尽可能顾全大局，遇到吃不准的、看不清楚的，都及时和马司令和徐政委汇报，对高明一些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表达了一定的不满。
可是，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始。
瘟疫，一旦出现，一定是散发性的，覆盖性的，也是毁灭性的。
那天晚上，被安排跟着高明、协助他工作的刘胜气喘吁吁地跑到乔学文的宿舍，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高明刚刚抓了八个人，说是通知开会，其实是诱捕，这还了得？”。
“哪八个人？”，乔学文一听，赶忙放下手里的书，急着问。
“支队副参谋长左玉，一团参谋王爱国，三营副营长赵子才，二团后勤科长贾玉宝，干事黄立光，支队政治部薛汉，组织科小钦，文工团许一梅。”刘胜一口气报出了八个人的名字。
“什么？左玉也被抓了？啥理由？”乔学文有点不敢相信。
“是，高明通知他来座谈，左玉啥也没想，到了那里就被高明安排的人关起来了。给他罗列的理由是曾经被国民党抓起来过，很快就完好无损放了出来，群众反映他当了叛徒。”刘胜狠狠地捏起五指。
“叛徒？当初令人闻风丧胆的游击大队长是叛徒？一个叛徒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管，掩护大部队转移，自己担任掩护最后一个撤退吗，叛徒会为保护战友自己身负重伤吗？许一梅呢？她也是托派？”想到那次突围中她的勇敢表现，乔学文的心一阵刺痛。
“高明说她在大学搞**是假，实质上刺探情报提供给日本人。”刘胜气愤地。
“证据呢？他有证据吗？”乔学文坐不住了。
“这八个人，都没有过得硬的证据，我看了一眼，都是据说、群众反映、国民党特务交代，可是都没有详细的姓名，时间地点都找不到。”
岂有此理！
“啪”，乔学文猛地站了起来，用力拍了一下桌子。
高明啊，高明，你眼里到处都是特务，个个都是托派，今天抓了八个，明天不知道还要抓几个呢？
他悄悄给刘胜交代了几句，让他盯好那几个人的动向，有情况随时汇报。
一转身，乔学文找到了马司令，把八个人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
马司令员听完也大吃一惊。
这特派员也太目无组织了！
一个团级指挥员，一个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说抓就抓，都没向支队党委打个招呼，这不是丢开党委搞肃托吗？
他想了想，关照乔学文保持冷静，不要冲动，明天召开一次支队党委扩大会议，一起研究这个。
诸位，看到了没有，特殊时期其间，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一套做法，其实在我党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这不，早在抗战期间，肃托时候，有人就这样玩了。
再看看，大家也许会哑然失笑。
对啊，不管肃托，还是特殊时期，都与一个人有关系啊。
谁呢？
康胜呗。
前者是他在社会部长任上推出来的全党清理门户运动，后者则是他以特殊时期小组顾问的身份煽风点火，推向全党全军的全国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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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三十五章瘟疫一样地蔓延
都三十五章瘟疫一样地蔓延
党委会，本来是一级党委研究决定本单位重大事项的决策制度。
谁也不曾预料到，第二天的党委扩大会议，开到一半就变了味。
原因是在讨论八个人的托派证据时，八个人所在单位的领导与高明展开了激烈争论。
特派员高明捕风捉影、不重证据听传言的做法，和他不经过集体研究就擅自抓人的行为，让与会的大部分人员产生了反感。
这些血气方刚的汉子，带领自己的部下抗日杀敌，冲锋陷阵，从来没犹豫过一丁点，可是眼看与自己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就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不清不白地关了起来，心里一肚子火。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肃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案件，兄弟单位都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如果独立支队还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在整个纵队，在山东分局，都会落后，那样将更加被动。
中央转发的社会部文件，他们学习过，山东分局随后的红头文件，他们更是一字不漏地读过。
难！
马司令作为支队的军事主官，看着自己的部下一个个被抓了起来，心里也有火，但在这种场合，不好发。
不但不便发火，还要忙着灭别人的火。
看着两派意见大相径庭，众人交头接耳，他心里也满是感慨。
要是真有那么多叛徒，那么多奸细，独立支队能有那么强的战斗力，能让小鬼子、伪军那么恨之入骨吗？
这些话，这些疑问，他不好说。
便侧过来看着会议召集人、支队政委兼党委书记徐墨涵。
徐政委拿着杯子，听着大家的争论，心里也是翻江倒海。
作为支队党委书记，自己刚从第一支队调来不久，工作还不十分熟悉，但在感情上，他相信这里的同志，毕竟独立支队经过的战斗要比其他部队多得多，牺牲也最大，在整个纵队那都是鼎鼎大名的敢打硬仗的部队，可是从理智上来说，自己要带头执行上级的部署，通过肃托让队伍更纯洁，更富有战斗力。看各地的肃托专报，今天是这里抓了几个，明天是那里枪毙了几个，相比而言，独立支队不温不火的，也不太符合形势要求。自己作为党委书记，不与上级保持一致，那也不行，高明是上面派来的特派员，虽然有点过激，但人家也是为了把肃托运动搞好，不让肃托走过场。
此外，独立支队的人心之齐，也让徐墨涵这个新来的政委剖有微词，大事小事，大家都习惯了找马司令。
自己这个政委，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想着想着，徐政委心里的天平，就发生了倾斜。
这次党委扩大会议，最后还是党委书记作了总结：
“同志们，有意见拿到桌面上，争论一下也好，我们谁都不能搞一言堂，但是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我们是革命的队伍，组织纪律性时刻不能丢，我想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谁有理呢，谁是那把衡量是非的尺子呢？组织，只有组织，肃托开展以来，纵队多次开会，对我们支队的工作实际上进行了批评，说我们胆子小，步子慢，抓人少，效果差，不如兄弟支队那么出成绩，这也是我这个党委书记工作失职的地方。”
喝了口水，顿了顿，继续说：
“大家对高特派员的工作指出了一些不足，譬如程序上的，证据上的，我想这也是帮助高特派员更好地开展工作，当然大家都要知道，高特派员是山东分局的才子，从苏联回来，他能来我们支队蹲点，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他的工作，乔部长，你们要加大工作力度，做好取证调查，尽快查清这八个人的情况，如果无罪，就按无罪处理，如果查不清楚，或者说是没有办法搞明白，历史模糊，我们也不能放过，按照中央的原则。证明不了自己清白的，组织调查，组织调查还是不清楚的，结果只能个人承担，该杀的杀，该处理的处理。”
与会人员听到这里，才终于领会了徐政委的意图。
感情这是在为特派员解围呢！
马司令心中一沉，扫视了与会人员一眼，发现许多人都低下了脸，只有高明的头高高地抬着。
突然，马司令的目光与另一双目光交织到了一起。
是乔向文。
两个人的目光中有一种共同的成分——担忧！
有了徐政委的支持，高明抓人更欢了。
短短十天时间里，先后有50多名干部被初定为“托匪”。
高明还在徐政委的默许下，私设刑罚，对怀疑对象严刑拷打，有的同志宁死不屈，有的人被屈打成招，马上就被所谓的军事审判所执行了枪决。
这个临时的军事审判所，就相当于后来的军事法庭。
这个军事审判所，权力极大，认定谁是托派，谁是叛徒，谁都无权质疑，更没有办法推翻掉。
一时间，临时监狱人满为患，军事审判所隔几天贴出一张判决书。
发展到后来，上到支队机关，下到基层班排长，一听到特派员找谈话，就禁不住浑身发抖。
一时间，高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乔向文与他据理力争了好多次，表面上，高明还比较尊重这个屡立战功、深受纵队器重的社会部长，但他横着看竖着看，都看不顺眼。
终于，还是找了个机会，由徐政委谈话，组织安排乔向文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
社会部长不在，高明更加可以随意行动，为所欲为了。
临行的前一个晚上，乔向文走进了马司令的住处。
出门时，两人都面色沉重，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记得上一次这样紧握，还是在大扫荡分兵突围的那一天，而现在，当时一起握手的五个人，杨司令壮烈殉国，左玉被关入狱，已经被拷打得奄奄一息。
负责肃托的社会部长被排除在肃托工作之外，当时的政委成了司令，可是自己这个司令却保护不了自己的部下。
马司令心里酸酸的，再次对着乔向文耳语，关照他一些什么。
乔学文点头。
离去。
“肃托”在继续蔓延。不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仅因无端猜疑就被投进了牢房。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肃托干部竟被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黑白来判断是否托派。
个别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不幸成了肃反对象。
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宁可当大老粗，也不愿当知识分子，一些初中高中毕业的人情愿说自己小学毕业，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候，似乎知识越多，思想就越反动，越可能是汉奸叛徒，读书越少，革命越彻底。
这似乎，再次证明了特殊时期中的工人造反派当权，绝非一些跳梁小丑的发明，而是来源于党史上的历次斗争。
支队的临时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几间阴暗潮湿的下房内，条件比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监狱还要差，高明经常耀武扬威地带着几个打手，来这里提人，然后到另外一件审讯室。
各种刑具齐全，活脱脱一个人间地狱。
经常有干部被打得皮开肉绽。
逼供，屈打成招，成为肃托运动中的家常便饭。
支队党委会，基本成了徐政委和高明两个人的天下，马司令的发言，经常遭到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