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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干部被打得皮开肉绽。
逼供，屈打成招，成为肃托运动中的家常便饭。
支队党委会，基本成了徐政委和高明两个人的天下，马司令的发言，经常遭到高明的批评。
党委成员终于全部闭上了嘴。
私下里，高明和徐墨涵商量，让他在肃托上要更加主动，再加把劲，在整个纵队和山东搞出影响来，同时找个理由，把马司令彻底拉下来，到时候他向上级保荐徐墨涵出任支队长。
此后，两人更加沆瀣一气，一个鼻孔说话。
5月5日，独立支队在驻地贾亭镇开会，当地县委、县大队负责同志全部参加。会上，高明拿着一连串的名单和一叠厚厚的材料，和徐墨涵一应一和，把左玉叛变投敌的情况作了通报，大会还把左玉押到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拷打折磨，左玉虽然已经遍体鳞伤，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叛变了革命。
在马司令的力保下，左玉总算暂时没有被处决。
但是在会议当天，又有五名支队干部、7名地方干部，被现场宣布逮捕，其中就有无为县委宣传部长严名、妇女主任蔡会珍。
5月9日，在独立支队与鲁南地委联合召开的肃托会议上，高明再次动手，这一次，逮捕的人更多，二十多个。令人愤慨的是，有五名同志，在逮捕当晚，就被高明以军事审判所的名义，签发了死刑判决令。
。。。。。。
这段时间里，高明把特派员的权力用到了极致，他和临时拉来的几个肃托小组成员肆意践踏党的原则，在徐墨涵的默许下，完全把党委放到了一边，对一些比较重要岗位的干部，常常采用突然抓捕、诱捕的办法，一旦打入监狱后，就使用种种残酷肉刑，百般毒打，硬逼大家承认自己是“托派”。
令人瞠目的是，有几名支队干部，第一天傍晚秘密被捕，第二天单位领导发现少了人，还去找政治部要人，以为是政治部调动其工作，没想到，问来问去，最终才发现，自己的部下已经被关在了支队的临时监狱里。
马司令急得眼睛冒火，但他没想到，自己也旦夕难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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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特派员自杀
第三十六章特派员自杀
先不说，高明和徐墨涵把一份份肃托经验材料，雪片一样报到分局和纵队。
纵队领导将信将疑，对于这支部队，他们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的。
分局可就不一样了，二话不说，马上转发，要求各单位向独立支队学习。
一时间，高明红得发紫。
而徐墨涵的个人权威，在独立支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只说乔向文，到山东分局党校报名后，稍微学习了两天，就偷偷溜了出来，以最快速度找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纵队社会部长杜克明，把独立支队肃托无限扩大化、高明未经集体研究就关人入狱判人死刑、支队军事主管马司令被逼靠边站的事，一五一十作了汇报。
这些情况，与高明的肃托专报相比，差别太大了。
简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一个是奸细密布，纯洁的革命队伍正遭受托派们疯狂的蚕食。
一个是队伍战斗力极强，目前正因为肃托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和低潮。
一个是党委发动，全面深入清理托派成效显著。
一个是踢开党委，凭个人喜好为所欲为乌烟瘴气。
杜克明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拍案而起。
随即，他又细细地问了一些，转身带着乔向文找到纵队的李政委。
李政委同时还担任着山东分局的领导。
后文，江湖会专门介绍中国**在山东抗日期间的的领导体制、组织架构。
山东分局作为中央北方局的下属机构，行使山东境内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权。
所谓的山东省委，是很久以后山东全境解放才正式成立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只有山东分局这个机构。
分局，管党务，管经济，管统战，军事工作也管。
而两支八路军的山东部队，名义上归分局管，实际上全部隶属八路军总部。
所以，管理军事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两支部队的首长，进分局领导班子。
也因此，纵队李政委还是分局的党委委员，决策成员之一。
听到了乔向文的介绍，李政委对独立支队的这一情况也非常震惊。
肃托是分局根据中央部署统一开展的，通过调查，走访，取证，确确实实发现了少数党内意志不坚、投敌卖国的败类，但这也是要靠真凭实据说话的，哪能信口雌黄，如此引起民怨。
再说，独立支队成立以来，奋勇杀敌，威震四方，令日伪闻风丧胆，没想到，经历了无数战火考验的优秀指挥员，没有被正面的敌人所杀，却被身后的自己人所伤所害。
高明肃托的所谓捷报频传，让纵队很多干部本来就非常意外。
高明不但“挖”出了独立支队内部很多的“奸细”，还把手伸到了地方上，大搞突然袭击，把一些地方干部不问青红皂白地或逮捕，或判刑，甚至处决。
他在详细问清支队班子情况、高明所作所为后，立即和纵队其他领导通了气，就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
作为纵队肃托负责人，他要亲自去独立支队看看，实地摸摸底。
到底那里是怎么了，一件事情，两张嘴，如此迥异。
几天后，在乔向文的陪同下，李政委、杜克明部长带着警卫人员，突然来到了独立支队的所在地。
令人意外的是，接待的人群里，没有了马司令。
“马天立呢？”李政委眉头一皱，大声地地问。
高明的回答让李政委没想到。
让杜克明没想到。
也让乔向文没想到。
李政委和杜克明算是见识了很多，但绝没看到过这一怪现象。
“报告政委，他因为受到一起案件的牵连，暂时停止工作了。”高明硬着头皮回答。
“你们好大的气魄啊，谁给你们的权利让他停止工作？一个支队司令员，这是纵队和分局反复考察任命的，你们几个人就把他给免了？”李政委狠狠盯着高明，显得惊诧万分。
一支部队的军事主官，未经上级批准，就被这样莫名其妙地解除职务，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啊。
还好，这阵子，鬼子没过来，要不然，就凭眼前的这个书生，岂不大祸临头。
虽然一路上，想到了各种可能，但这一情况，还是太令他感到意外了。
“我们也是为他好，因为托派分子交代的情况与他有关系，所以对他进行了保护。停止工作只是暂时的”。
高明辩解着，声音很低。
李政委一行不再说话，直接要他在前面带路，直奔监狱。
在这里，他和杜部长查看了被捕人员的名单、审讯记录、判决书。
在阴森森的审讯室，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扑入眼帘。
看着脸色越变越沉的李政委，看着铁青着脸的杜克明部长，高明和徐墨涵脊背上出了冷汗。
搀着奄奄一息的左玉的手，杜克明回身问道：
“这不是当年的游击大队长吗？为什么把他也抓起来？”
“他是托派，在国民党监狱叛变过。”高明硬着头皮回答。
“有什么证据？”杜克明追问。
高明指着桌上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杜克明盯着高明问。
“是有群众举报的”
“哪里的群众？什么名字？核对过没有？”
“匿名举报，不太好核对。”高明声音越来越低。
“立即放人！匿名举报都能作证据，封建社会都没有过，**八路军怎还会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他的历史吗？你知道他是鲁南地区第一个群众自发组织的游击大队大队长吗？你知道敌人一千大洋想买走他的人头吗？这倒好，敌人抓不到，你倒是帮了敌人的忙”。
李政委再也忍不住了，禁不住严厉地呵斥。
转身来到女监狱。
十几名女干部，被关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每人只有一张破草席。
昔日活泼乐观的文工队长许一梅被关了一个多月，已经瘦了一圈，脸上和手臂上几道血印，眼神黯淡了很多。。
“你们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你怎么能如此惨无人道地对待一个战士？”李政委指着高明的鼻子。
这一连串的问题，好像是连珠炮，高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证据！如果都靠拷问获得证据，你和军统、和日本宪兵有什么区别？乔向文，你说说，我看过你的情况，被日本人抓进去过，记得日本人都没有对你动拳脚，动酷刑，对不对？”李政委看着许一梅身上的伤口，义愤填膺。
在李政委义正辞严的谴责声中；，平时神气活现专横跋扈的高明，此刻就像断了脊梁一样，脸上的汗珠直冒。
这时，其余“牢房”中的犯人，他们中有军队的，有地方上的，绝大部分都是莫名其妙被关到了自己人的牢房里，听到这个声音，纷纷站了起来，看向这边。
他们从窗户里，看到了一个过去未见过的干部，听到他的义正词严，看到此前炙手可热的特派员高明呆如木鸡地站在一边，大家预感到这里的肃托要变天了。
看了一堆材料，除了个别的有确凿证据外，绝大部分同志都是含冤入狱。
情况不清不明！
调查糊里糊涂！
结论强加硬塞！
李政委当即决定，现场办公，快刀斩乱麻：
无条件释放一切没有真凭实据涉嫌通敌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复工作。
马天立司令立即恢复原职！
特派员高明立即暂停工作！
近百名“囚犯”一下子自由了！
仿佛黑夜突见光明，酷暑陡降暴雨，大家那个兴奋啊。
紧接着，李政委和杜克明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召开座谈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李政委满怀歉意地说：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纵队和山东分局向你们道歉！”！
大家再也抑制不住了，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激动的哭声。
这哭声发自对党的感激，对坏人的愤恨。
会后，在听取了马司令和乔向文的汇报后，经李政委和杜部长同意，独立支队社会部牵头，纵队社会部配合，立即对高明的个人情况进行核实和秘密调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几经周折，结果很快查明：
原来这高明竟然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
抗战前，他在北京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具体详情不明，但通过反复核实可以查明的是，所谓苏联留学，是他出狱后，自己自费出国留学，与第三国际与**派驻人员毫无关系，只是，在苏联学习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干部，此人后来担任山东分局的领导，在没有详细询问的情况下，这位领导误信了他的自我介绍，并安排他担任了肃托特派员这一重要职务。
李政委在和纵队领导商量后，决定立即解除高明的职务，并由杜克明带回纵队保卫部进一步审查。
几天之后，喝下一瓶敌敌畏，高明畏罪自杀。
分局的那位领导，为此事在分局作出了深刻检讨，并接受了党内纪律处理。
至于徐墨涵，由于他的坦白交代，又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组织考虑他是受人利用，加上革命动机不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很快就调到纵队后勤处担任普通干部。
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蒋康海，调任支队政委。
乔向文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社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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