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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幸运儿，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青年爱国学生，都会受到封建家庭的限制和压迫。
冰心十分同情和理解家庭处境不佳的同时代人，她想代替这些人说几句心里话，所以，她在写完了《两个家庭》之后，又写了一篇名为《斯人独憔悴》的小说，发表在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报》上。她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两个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颖铭和颖石兄弟，与他们的专横暴虐的汉奸父亲之间的冲突，这个代表着封建保守势力的父亲太凶狠专制了，颖铭、颖石兄弟只与他交锋了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从热血的青年无可奈何地后退到了封建军阀的顺民，虽然苦闷、“憔悴”，但也无法可想了。这种青年一代向老年一代妥协的悲剧，如果是发生在女儿和父亲之间，结果恐怕就要更惨了。
在冰心的另一篇小说《是谁断送了你》之中，她写了女学生怡萱被父亲的封建偏见活活逼死的故事。怡萱的父亲认为女儿根本不必上学，就是勉强上了学，也是“姑娘家只要会写信，会算账，就足用了。最要紧的千万不要学那些浮嚣的女学生们，高谈‘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堕落，名誉扫地，我眼里实在看不惯这种轻狂样儿！”怡萱是个苦命的孩子，虽然在叔叔的支持下终于上了学，却受到了一个不知姓名的流氓的骚扰，她父母亲看到了这流氓写给她的关于约会的莫须有的信，双亲根本不体贴，不理解，也不信任女儿，竟然不问青红皂白，就粗暴地阻止女儿求学。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断送了，夭逝了。
象怡萱一样夭逝的女孩子，还有《庄鸿的姐姐》中的未曾出场的女主角，也就是“我”的弟弟的同学庄鸿的姐姐。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完全是由庄鸿倒叙出来的，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供不起姐、弟两人都上学，虽然庄鸿的姐姐有着优异的才质，只因是个女孩子，自然要给弟弟让路了，失去了希望，心情抑郁，终日劳碌，没有几年就死了。
冰心对这些有才能，有志气，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不能深造的女孩子，充满了同情，但也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只能通过庄鸿的嘴，无可奈何地喊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
被封建家庭摧残的青年，除去象颖石颖铭兄弟及怡萱那样被禁锢于家庭牢宠之中的情况以外，绝大多数女青年，倒是更面临着被封建婚姻迫害的命运。这是摆在五四时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面前的，最为切身也是最为尖锐的问题。
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聪明才智的年轻姑娘，被封建家庭，用包办婚姻这条绳索，毁灭了前途，甚至毁灭了生命。只要有年轻姑娘的地方，就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冰心生活在一个尊重女儿、爱护女儿的民主化的家庭里，不会遇见这类问题，但是，许多发生在同辈女孩儿身上的类似的悲剧，却使冰心触目惊心。她很同情遭到这种命运袭击的女性，在她写的短篇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里，就写了三个年轻的女性，她们是同窗好友，都有相似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一个过早地病逝，另一个名叫英云的，本是一个道德、学问都极其卓越的姑娘，志向很远大，性格很清高，接受了“五四”时期的新思潮的影响，很想在青年时代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她又长得极美，有一种超群旷世的风度，所以深得女同学们的喜爱。但是，在她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正当她幻想着要继续深造，好好研究一些高深的学问，以便将来更好地试试身手，为社会服务，并用此正大光明的手段，来赢得人们的敬重的时候，她的见识浅薄的父母，却执意地把她许配给了她的表兄作妻室，因为她的姨父——她未来的公公，是个司令，家里极其阔绰，英云的父母便以为女儿的终身有托，将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根本不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就把她许配出去了。不料英云却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她对那种官僚家庭很看不起，对那种成天用打牌、听戏、赴宴会等等打发光阴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对那种婢媪成群，车马呼拥的气派，一点儿也不羡慕，觉得过这样的日子比囚徒生活还要难受。
尤其是对于那位即将成为她的丈夫的表兄，他身上那种高等游民、绔袴公子的习气，丝毫不求上进的劣根性，更是难以忍耐。然而，面对着两个顽固的封建家庭，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本来极有理想、极有才干的英云，最终还是顺从了封建家长的安排，她只能写信给她的同窗好友——作品中的第三个女孩子“冰心”，凄惨地告诉她：“我心中满了悲痛，也不能多说什么话。淑平是死了，我也可以算是死了。”
但是最使冰心同情的，恐怕还是那些学有专长却报国无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们到英美等国去留学，学成后都兴冲冲地回到祖国，想干一番事业。但是，他们发展实业的种种计划，都不约而同地被官僚机构碾成了粉末。上面的总长不停地更换，技术干部如果在人事上没有后台，就会变成宗派倾轧的牺牲品。国家的这种现状，好比一瓢瓢冷水，相继泼洒到他们赤热的心头，使得他们的心逐渐地变为死灰。这种现象引起了冰心的注意和深思，她为此而写出了《去国》这篇小说，发表在1919年11月22日至26日的《晨报》上。
小说的主人公英士，是个学习成绩优秀的留美学生，有真才实学。回国以后，想干一番事业：“中国已经改成民国了，虽然共和的程度还是幼稚，但是从报纸上看见说袁世凯想做皇帝，失败了一次，宣统复辟，又失败了一次，可见民气是很有希望的。以我这样的少年，目前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正合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那两句话。我何幸是一个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国。”
但是，社会的现状与他的希望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距离，他虽然怀抱着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但却不愿意奴颜婢膝，不愿意卷入社会上那种污浊的漩涡。他又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最后只有“去国”这一条道路可走，又回到美国去了。当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痛苦地说到：“可怜啊！我的初志，决不是如此的，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
这些充满了理想，奋发有为的一代青年人，他们正值青春勃发的美好时刻，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社会现实，却是充满了问题的，纷繁复杂的人生，这里有的是新与旧的冲突，革新与保守的矛盾，民主与封建的斗争。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冲突和斗争呢？
在短篇小说《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里，那个十九岁的青年主人公凌瑜，就面临着这样一种严肃的抉择。
这是一个被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唤醒了的年轻人，他愿意抛弃过去的“独善其身”的志趣，而担当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他鼓起了勇气，满怀着热情，努力地奔走，想要唤起国魂，抵御外侮，拯救苦难的众生，好好地干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
然而，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总是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国事是一天比一天更糟，外侮是一天比一天更烈。凌瑜既不愿意袖手旁观，又确实是无能为力，这使每一个关心国事的热血青年，都会感到十分的烦闷和苦恼，凌瑜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怎么办呢？
凌瑜思前想后，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苦闷的道路，也是无可奈何的方法，这就是——自杀。
但当他佇立海边，准备跳进蔚蓝的大海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身后响起的娇美的童声——有两个美丽的孩子，正在沙滩上玩耍，他们唱着优美动听的歌儿，并送给凌瑜甜蜜的微笑。
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立刻软化了凌瑜的心灵，当他们看到了凌瑜的痛苦的面容时，就用两颗纯洁童贞的心灵来安慰他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吧！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
冰心解决凌瑜生死问题的法宝是“童心”，她把孩子当作天使来膜拜。——童心不仅驱散了凌瑜心中的阴翳，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出来，童心还使他的内心发生了剧变，升腾起了庄严华美的感情。
但是，难道童心就能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矛盾、冲突、斗争吗？
读者可能这样自问，也可能询问开出这一治疗社会痼疾药方的冰心。
然而，冰心对于童心的爱慕和崇拜，不仅表现在这篇小说中，以后还要反复地表现、阐述和咏唱。
走出了家庭，走入了社会的冰心，面对着摆在面前的种种社会问题，开始了沉思和探索，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仿佛就告别了少年时代的那种浑浑噩噩的欢快情绪，而渐渐地成熟了，拥有了聪慧的青年人难以排遣的那种忧郁和苦闷的情绪。
这种忧郁和苦闷，表现了她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正如她在一篇名叫《一个忧郁的青年》的小说中，借用小说中的人物彬君之口所说的那样：“从来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
作为当时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的冰心，她在自己的小说里，所提出与反映的问题，都是那时的青年男女非常关心、非常切身的问题，特别顺应时代的潮流。因此，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女作家的“问题小说”，就在青年读者与知识分子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有的留学生看了她的《去国》，立刻给发表这篇作品的《晨报》，写来了题为《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的文章①，文章倾诉了他的所感，所见，所闻，都如小说中的人物英士一样，有着类似的感慨和苦闷。正因为这篇《去国》提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所以该文作者十分痛切地说道：“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它是一篇小说，我以为它简直是研究人才问题的一个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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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1919年12月4日《晨报》
她的《斯人独憔悴》，被学生剧团改编成话剧，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因为许多生活在封建专制家庭之中的青年，都有颖石、颖铭兄弟的感受。
这样热烈的反响，是冰心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她是一个心地纯正的青年，只是为了写出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她同时代的青年、妇女、知识分子一吐心中的积郁，就得到了同时代人如此强烈的共鸣，这使年轻的冰心很高兴。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纪念《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特刊上，她的文章《晨报……学生……劳动者》，竟然能够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同时又是鼎鼎大名的名流学者们，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并列在同一个版面上，因而觉得非常荣幸。
她的小说得到了共鸣、欣赏和赞扬，但也有人发出了疑问，有人说她“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有人在报刊上写文指责说：“有个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所作的《斯人独憔悴》小说，便对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对此，冰心专门写了《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①一文，说明自己创作小说的目的：
我做小说的目的，是想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的悲惨到十倍的呢。
她还针对上面提到的“痛恨”与“努力改良”之说，解释道：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
一旦以“问题小说”步上了文坛，冰心就再也难以收拢自己的步伐。用这位年轻的女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②“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③
之后，冰心把眼光逐渐地放远放宽，从她身边的青年、妇女、家庭、知识分子等问题，逐渐地扩大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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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1919年11月11日《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