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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冰心便一直徘徊在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里，她常常陷入欢乐还是烦闷的判断之中，不能自拔。
这种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在一年之后的1921年10月1日所写的散文《问答词》里，又再一次表现了出来。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冰心的心：“我想什么是生命！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便不生老病死，又怎样？浑浑噩噩，是无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样？百年之后，谁知道你？千年之后，又谁知道你？人类灭绝了，又谁知道你？”
冰心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更多地表现在她的一些小说里。
五四运动的浪潮把冰心从她那个小家庭里，卷了出来，卷入了外面这个更广阔的，但也是十分庞杂的社会。这个大的、错综复杂的、充满了矛盾和问题的社会，与那个她所熟悉、所眷恋、所依傍的亲切温暖的小家庭，完全不同。在生她、养她、爱她的那个小家庭里，人和人之间，总是充满了爱护、关怀、信任，父母之爱，手足之情，使这个家庭总是洋溢着欢乐、温暖、和谐的气氛。但是，当她从这种气氛的包围之中走了出来，踏进了外面那个广阔的，但却是庞杂的社会之后，心地善良的冰心，面对着种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不协调，使她常常感到困惑不解，有时甚至忧郁烦闷。她在这两个环境、两种境遇中徘徊，她爱这个小家，也爱那个大社会。但是小家回报给她的，是同样深沉的爱；而社会回报给她的，却是排解不开的矛盾与问题。
她虽然用上面提到过的那些问题小说，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和痼疾。但是，她一方面把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入了作品，另一方面，她自己的心里，却又产生出了更大的矛盾，那就是：客观的社会现实，与她心中向往的理想生活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距离。——她的家庭里充满了温暖，而社会上却到处都有严寒和辛酸。泰戈尔、《圣经》故事，还有她所享有的母爱、父爱、手足之情，等等，都告诉她：世界是爱的；但是，社会上却又充斥着憎恶，甚至杀戮。那么，世界究竟是爱的，还是憎的？人生究竟是欢乐的，还是烦闷的？
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位温柔娴雅的青年女作家，常常静静地思索这样的问题。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有静坐沉思的习惯，现在，当她倾心思索，想要寻找改造社会痼疾的药方的时候，她的最好的同伴，仍是一根细细的笔杆。她常常徘徊于互相矛盾的思绪之中，自己也找寻不到明确的答案。因此，她作品中的人物，内心也就充满了矛盾。
她在1920年写的那篇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里，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彬君之口，提出了她对社会、对人生的种种疑问：“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纷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前后后，如何能不烦躁？”
也正如她在组诗《繁星·一三二》里所写的那样：
我的心啊！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做为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女性，她愿意这个世界上总是充满了欢乐；但是做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她又看到了许多令自己失望的事情。这种失望的情绪，是当时那些有理想、肯思考的一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心绪。在与冰心同时代的女作家的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思绪的流露，不过因为她们的处境，尤其是性格的差异，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比如在“五四”时期登上文坛的另一位女作家庐隐的作品里，失望往往是用血泪般的控诉和热烈的呼喊倾泻出来的；而性情温柔恬静的冰心，则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用温婉忧郁的语言，温文尔雅的态度，轻轻地，含蓄地，吐露出了她的失望和不解。正如她在《繁星·八七》中所唱的那样：
知识的海中，
神秘的礁石上，
处处闪烁着怀疑的灯光呢。
感谢你指示我，
生命的舟难行的路！
1921年年初，“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后，最活跃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文学研究会成立了。许地山和瞿世英，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们介绍冰心参加了文学研究会。
做为一名严肃的作家，冰心愿意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她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表达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感受和感慨。而做为一名端庄的女性，她却不愿意走出家门和校门，到社会上去活动，去交际。这种娴雅的作风，这位女作家保持了一生，除了非常必要的活动之外，她是很少走出家门校门的。这真象唐朝诗人王昌龄的那句诗所写的一样：“一片冰心在玉壶”。一个始终保持着清高节操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年轻的一代，正在冲破长期封建思想的桎梏，开始有了正常的交往。而处世谨慎的冰心，却在一篇名为《“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的文章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现在已经渐渐的有了男女‘团体’和‘个人’的交际，但是若没有必要的时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为这种的交际很容易起社会的误会心。”
而她的文学写作实践，也确实正处在欣欣向荣的高潮时期。
她已经用“问题小说”为自己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她又用散文、小说和诗歌，探索着人生的意义，现在，当她成了文学研究会中的一员之后，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孜孜不倦地继续探索着人生与社会的诸问题，以及解决种种问题的方法。
在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之后不久，这一年的4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上，冰心就又发表了一篇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超人》。
鲁迅在这篇小说发表十四年之后，在评论中国二十年代的小说时，曾经这样地讲到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①
……………………
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冰心在《超人》中描写的男主人公何彬，就是生活在这片好似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一样的土地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患有阴郁症的一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何彬表面上很“冷”：“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间食堂里吃饭，偶然出入遇见了，轻易也不招呼”。“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其实，他的这种表现，都是内心痛苦的反映，不过是他的满腹理想，一腔热情，在现实面前遭到碰壁之后，在他的心里引起的巨大失望，扭曲地发泄出来的结果。
他常常痛苦地叨念：“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搞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甚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
但是，他的这种厌世的思想，却因为受到了一个纯朴、天真、可爱的孩子——禄儿的启发和感召，而转变了。
禄儿在病中的呻吟，使何彬忽然想起了许多童年时代的往事——他的慈爱的母亲，家中院里的鲜花，还有天上的繁星，等等。尤其是当何彬本人也病倒了之后，护理他的白衣妇女，使他以为是慈爱的母亲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旁，特别是在何彬的帮助之下恢复了健康的禄儿，也到医院里来看望他，给他留下的那一段话：“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的这一段歌颂母爱的话，深深地震动了何彬的灵魂。这个原来被人认为心肠很冷的人，竟然泪流满面。他不仅接受了禄儿的启示，而且极为诚恳地向这个孩子表示：“我再深深的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句话。小朋友啊！不错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在《超人》中，冰心想用母爱这一个无病不治的药方，来医治象何彬这样的患着忧郁症的青年人。这正如她在《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想用童心这一个无病不治的药方，来医治凌瑜这样的患有厌世症的青年人一样。这是她的善良的愿望，她希望象何彬这样的同时代人，能够从苦闷、悲哀、抑郁、幻灭的精神境界中摆脱出来，重新走上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爱人类的道路。
因为当她自己苦闷、彷徨的时候，她也是用“母爱”这一无病不治的法宝，来医治自己的：
母亲啊！
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①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②
……………………
①冰心：《繁星·三三》
②冰心：《繁星·一五九》
然而，冰心为何彬、凌瑜这样的青年找来的医治厌世病的药方，是否就是一剂对症下药的药方呢？
童心，母爱，这两个被冰心崇尚得甚至已经带上点儿神化了的情感，是否就是医治一切精神疾病的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呢？
不管是否如此，反正《超人》发表之后，立刻在知识分子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冰心的《超人》审稿的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达篇小说时，特地用“冬芬”作笔名，在这篇小说的末尾，加了一个《超人·附注》：“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冬芬附注。”①
……………………
①《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1921年4月10日出版。
头脑冷静的茅盾，竟然能被这篇小说感动得流泪，可见冰心笔下的何彬，是如何的典型了。他确实地代表了当时一大批具有如此思想感情的青年知识分子。
象何彬这样的一批青年人，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急骤地觉醒，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认识，投入了乐观救世、改革社会现状的呐喊洪流之中，不久，就在中国特有的现实生活面前，到处碰壁，一直碰得头破血流，因而又急骤地跌入了悲观厌世，甚至是悲观恨世的深渊之中。其中有些痛苦得不能自拔的青年，就走上了与社会决绝，因而决心自杀的道路。翻开当时的报刊，有关这类青年自杀的报导，时有所见。
冰心通过凌瑜、何彬这样的人物反映的，就是这种时代病。
所以，《超人》才能使茅盾感动得下泪。
茅盾在这篇小说发表了十四年之后，在他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再一次地提到了《超人》：“《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第13卷3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在《超人》中间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她把小说题名为《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
在冰心的心中和笔下，大概只有“爱”，才是唯一能够拯救青年灵魂的法宝。题材与《超人》相似的另一篇小说《烦闷》中，那位没有姓名的，以第三人称代表的男主人公“他”，也是一个患了厌世症的青年人。从他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看，简直就是冰心本人经历的再现，他“有生以来，十二年荒凉落寞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无际的海天，听着清晨深夜的喇叭”，“使我独学无友，只得和书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