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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奇特风貌，都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后，他们又从原路返回了绥远和包头，参观了磴口、公积坂、李达召、旗下营等处，之后，再从绥远返回北京。
这次离家半个多月，冰心很思念自己的老父及爱子。她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宣化给他们买了一筐葡萄，在沙城买了一瓶青梅酒，在南口买了一筐白桃。当她和吴文藻于8月26日返回家中的时候，她不仅带回了自己新鲜的见闻，还给家人带回了塞外的名产。
为了纪念这两次为时共六个星期的旅行，她在半年之后写成了《平绥沿线旅行记》，和一篇散文《二老财》。
她在8月9日的记事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晚，张宣泽先生约餐于绥远饭店，会见了许多绥远各界人物。席间又谈到王同春事迹，听到王同春女儿二老财的故事，大大的引起我的兴趣。将来拟为专文以纪此河套无冠帝王之公主！”这《二老财》一文，即是冰心该篇记事中预言的“专文”，写于1935年的11月。
冰心在《二老财》的开头就这样写道：“民国廿三年八月九夜，我在绥远的一个宴会席上，听到了一个奇女子的事迹。她是河套民族英雄王同春氏的独女，‘河套的穆桂英’，她的名字是二老财。”
冰心笔下的二老财，究竟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应该怎么样的来评价她，笔者因对河套的历史知之甚少，实在难以判断。但是读了《二老财》之后，却对冰心这位女作家的善良，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上面已经说过，二老财的故事，是冰心在一次宴席上，从别人的闲谈之中听来的。而参加宴会的人中，又知道二老财的身世的人，必是当时傅作义的部下。他们对这位骑马佩枪的女人，抱着又惊慑，又爱戴，同时又夹杂着一点儿轻蔑，一点儿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他们在席间关于这位蓝衣皮帽、指挥自如的女人的谈话，却激起了冰心这位女作家的联想，使她对二老财这位稀奇的女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希望得知关于二老财的更多的故事，还想看一看她的照片。甚至想与二老财见上一面。
冰心为何对二老财这个与自己相距甚远的人物，抱着如此之大的兴趣与同情心呢？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冰心自小是男装，看惯了大海旁边的军营，偏爱飒爽英豪的女性，在《红楼梦》里的那些女孩儿中间，她最爱“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的尤三姐，她曾经多次地谈到自己童年时代的禀性，自嘲为“野性”。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可以看出冰心的善良——她只是偶尔听说了一位“同性”的故事，就又兴奋，又怅惘的，一夜都没有睡着觉，心里总是想着这个女人的事情，眼前总是闪现着一个想象中的女人的飒爽身影。一直到了返回北京的家中之后，关于二老财的念头，仍然萦绕在冰心的脑海里，她始终在惦念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孤身女人。甚至充满了同情地想象着：这个孤身的女人，是否正一个人郁郁地居住在她父亲的老屋里？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她去祭奠父亲的亡灵时，又该怎样地“泪随声坠”？
除去顾念和同情之外，冰心还对这个女人寄予了希望。她希望，在这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越伸越长，西北的危难也刚开始的时候，做为一个民族英雄的女儿的二老财，应该起来，跃马佩枪，带领着自己的部下，准备好，与民族敌人决一死战。
1935年5月，冰心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这是一个女孩儿，也就是冰心的长女宗远（吴冰）。这一年的10月，冰心接受了《妇女生活》杂志记者子冈的来访，关于冰心的两个孩子，子冈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
当我正在翻阅着桌上的杂志的时候，两个四五岁的孩子从楼上唱唱笑笑地走下来，彼此相逗着，看到我重又退到楼上去，拖了许多玩具下来。我和他们不通姓名地熟识了，由稍大的一个口里知道，小的一个是谢先生的孩子。脸上告诉人，他营养很足，一对小亮眼睛不住嘻笑，他四岁。——这是儿子吴平。
这时有一个女仆抱下冰心的五个月的女孩儿来，白白胖胖的。
把孩子抱在手里，笑着，“我们两个孩子全是吃羊奶，这里有一只瑞士羊。你来时我正给她洗澡，一早上就忙着这些事。——这就是大女儿吴冰。①
……………………
①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
大女儿出生后的这一年的夏天，冰心曾经回到童年时代的居留地烟台小住。
1935年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春天也来得特别的迟，仿佛也特别的难。冰心听着窗外时时刮起的狂风，看着地面上被狂风卷起来的黄沙，就只能用雪莱的那个著名的诗句来安慰自己：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好容易盼到了一天，看见柳梢上出现了嫩黄色，春意就要来了。不料，当天下午，就下起了夹着雪花的冷雨。又好容易盼到了一天，院子里的桃花终于开了，粉红色的花朵，夹在绿叶中间，仿佛在向人间宣告，春天终于来了。不料，当天下午，又刮起了夹着沙土的黄风。喜爱明媚的大自然的冰心，在对于春的失望的情绪中，有一天，偶尔看到了四棵海棠树开放着玲珑娇艳的花。这些海棠花，是被浅浅的红与淡淡的白染成的，很象是一位“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这些可爱的花朵使冰心想起了快乐活泼的孩子，也使她感受到了春天的魅力。于是，在1936年的5月，她就为这些海棠花写出了一篇名为《一日的春光》的散文。
在写作《一日的春光》之前的大约两个月左右，冰心还在或生病，或有杂事缠身的情况下，连续地写作了几篇题材很不相同的散文。这就是3月8日写作的《一封公开信》，3月22日写作的《胰皂泡》，和3月23日写作的《记萨镇冰先生》。
她在那篇《一封公开信》里，披露了自己写作的习惯以及自己关于“灵感”问题的见解。冰心的作品，都是她真情实感的自然的流露，倘若没有什么可写时，她就是摊着纸，拿着笔，使劲地想，就这样坐上几个小时，也硬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而假若灵感来到，“即或时在夜半，我也能赶紧披衣起坐，在深夜的万静中来引导这思潮的奔涌”。冰心这样形容灵感的来到：“是很突然的，象一阵风，象一线闪光，有一个人物，一件事情，一种情感，在寂静中，烦闷中，惆怅中，忧郁中，忽然来袭，我心里就忽然清醒，忽然喜悦，这时文思会通畅得象一股急流的水。”
半个月之后，大概是思潮来到了，她忽然又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在22日写出了一篇名为《胰皂泡》的散文。从表面上看，这篇散文写的是她童年时代喜欢玩的吹胰皂泡的故事，细细体味，其中却又不乏一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慨和苦闷。她这样地说到她自己：“生来是个痴孩子，我从小就喜欢做昼梦，做惯了梦，常常从梦中得慰安，生希望，越做越觉得有道理，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最后简直把昼梦当作最高的理想，受到许多朋友的劝告讥嘲。而在我的精神上的胰皂泡没有一破灭，胰皂水没有洒到我的心眼里使我落泪之先，我常常顽强地拒绝了朋友的劝告，漠视了朋友的讥嘲。”
上面已经说过，海军上将萨镇冰先生是谢葆璋的老师、上司和同乡，也是谢葆璋最崇敬的榜样和最亲密的朋友。谢葆璋常对家人这样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在父亲的影响下，冰心从小就很注意萨镇冰的一言一行，而他的言谈和行动，确实也使小冰心对他愈来愈敬仰，愈来愈崇拜。以至于她长大之后，一直想写一本关于萨镇冰上将的传记。
她在1936年3月26日夜完稿的散文《记萨镇冰先生》里，就叙述了几件有关萨将军的嘉言懿行。萨镇冰那种“军人是不能贪图安逸的，在岸上也应当和在海上一样”的模范军人风范，他那种清廉正直、爱兵如子、爱才如命的为人，他那种谨守时刻、温恭周到、风趣洒脱的作风，尤其是他那种临危不惧，勇敢坚毅，在庚子之变以后，以威德服人的大将风度，不仅令作者倾倒，在读者眼中，也堪称是模范军人中最令人叹服的模范。
冰心十分感谢她的父亲，让她从小就认识了这样一个军人。在女儿冰心的眼里，谢葆璋是一位聪明的父亲，因为“他知道往青年人脑里灌注的，应当是哪一种的印象”。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篇散文之外，这一年的7月，冰心还发表了一篇小说《西风》。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主题就是职业妇女面临的职业与婚姻之间的矛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
大概自从妇女离开了锅台，走出了家庭，有了职业妇女这一名称之后，就存在着这个矛盾现象了。《西风》写的就是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秋心，年轻时因把事业看得重于一切，而拒绝了一位爱她的青年男子——远的爱情，但十年之后，到了“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虽然事业极其顺利，可是因为没有爱情，总是孤单一人，内心就常感到寂寞和惆怅。尤其是，她又在火车上与远不期而遇，看到十年前被她拒绝的远，依旧是年轻，潇洒，而且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位年轻的夫人。等到车船到站，远全家四口快乐地相聚，只有她是孤单的一个人。事业顺利，爱情幸福的冰心，看样子并不赞成妇女为了事业而牺牲了爱情。她在小说的结尾，让秋心看着阴沉的天空，又让萧萧地吹来的西风卷在她的身上，使她感到格外地孤独和寂寞。
这一年，茅盾继《冰心论》之后，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评论了冰心的小说。
与此同时，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评论了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称它们为“哲理诗，小诗的又一派”。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评论了冰心的散文，称赞“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是……，这一首千古的杰作，我现在记也记不清了，总而言之，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
这一年的10月1日，冰心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了名。
也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吴文藻博士得到了“罗氏基金会”的基金，出国考察一年。冰心也随丈夫吴文藻教授，到欧美游历了一年。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日益高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年的6月29日，冰心夫妇从欧洲取道苏联，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经过东三省，进入山海关，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年游历的生活和见闻，冰心自己在四十三年之后是这样追述的：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那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1936—1937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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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把炮口对准了北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冰心正怀着身孕。这一年的11月，她的第三个孩子——二女儿宗黎（吴青）出世了。冰心一方面抚育着新生的婴儿，一方面维持着燕京大学的功课，同时做着撤离北京，迁居到大后方去的准备。她逐日逐月地整理着家中的东西，把她认为不甚重要的家具，该送人的送人，该捐的捐，该卖的卖了。而把她和吴文藻认为最珍贵的东西，象她在美国三年留学期间的日记，吴文藻从做学生时起就开始坚持写作的已有几十年的日记，她和吴文藻两人之间的通信，她的母亲和朋友给她的信件，她的父亲年轻时写给爱妻的信和诗，她的小读者们的来信，以及她所尊敬与爱戴的学者、作家们亲笔签名的赠书，其中有鲁迅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