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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她象《我的教师》中的T女士一样，终生从事着严肃的工作——她是一名优秀的产科医生，她那双灵巧的手，为这个世界接引降生了许多生命，当北京已经沦陷于敌手之后，笑口常开、性格开朗的她，却“常常深思的皱着眉”，对她的同学“男士”说：“我呆不下去了。在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支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当“男士”向她表示：“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时，她“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最后她终于悄然地离开了北京，到了在西南的一个城市，剪短了已经灰白的头发，穿上了戎装，当上了军医，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继续地工作了。
冰心笔下的另外几个知识妇女，象M太太、S、K老太太等，她们的自身，虽然没有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但是，她们却都在默默无言地忍受着战争带给她们的苦难，并在当时艰难的境遇里，尽可能地维持着较为正常的生活秩序。
这种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同样表现在描写异国知识妇女的《我的房东》里。六十开外的R小姐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她为了自己的事业——终生全心全意地从事写作，而没有结婚。她有高雅的生活情趣，择友极严。但当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巴黎之后，她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遭到了挑战和破坏。冬天的巴黎缺乏燃料，而如果家里没有德国军官居住，就不能领到燃料，但是以她那样的为人，怎能想象，她会允许异国侵略军的军官住进自己的家呢？“男士”顾念着她，她也顾念着回到了沦陷的北京的“男士”，他们用这样的语言互相勉励：“振奋起来吧，一个高贵的民族，终久是要抬头的！”
《关于女人》中还有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这是为两位劳动妇女而作的。其中的《我的奶娘》颇富感情，写的是她幼时的乳母。这是一位忠厚、朴实、责任心强的农村妇女，她长相虽然不大好看，心地却正直善良。她的丈夫是被日本人欺负死的，因此对日本侵略者怀着仇恨和深深的戒心。她的唯一的女儿夭折了，她就把希望寄托在她哺乳的荣官身上，希望他长大后能够为她报杀夫之仇，能“跨海征东”，“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她常常当着荣官父母的面，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及他们的种种兽行。冰心为何在这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怀念起了已经去世很久的奶娘，是很令人注意的。因为正是这位丈夫被东洋鬼子欺压而死的劳动妇女，第一个在冰心幼小的头脑里灌输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冰心清楚地记得她的聪明的预见：“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与日本侵略者战斗过的谢葆璋，每逢听到这里，总是连连地点头，称赞奶娘有见识：“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正象冰心自己说的：“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互搀着的手，都不由的捏紧了起来”。奶娘为她播种下的爱国抗日思想的种子，象父亲为她播种下的一样，在冰心的头脑里生了根。所以，当她青年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时，她一方面想念着自己的父亲，一方面又觉得“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而今天，已经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冰心，在抗日的大后方，又怀念起了为她播种抗日思想种子的乳母。她这样地告慰着九泉之下的故人：“安息吧，这良善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跨海东征之期，不在远了！”
另一篇以劳动妇女为题的文章是《张嫂》。冰心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可怜，在‘张嫂’上面，我竟不能冠以‘我的’两个字，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算我的佣人，她更不承认她是我的朋友，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这是一位极其能干，而且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永远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种地，挑水，砍柴，洗衣，织渔网，打豆子，做饭，打扫卫生，什么都干；总是在做，不是匆匆的进来，就是急急的出去，手上，肩上，背上，腰上，总不空着，总有活儿干；虽然贫苦，十二岁就当了童养媳，但却一直自尊自爱，从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无言地苦干。艰苦的劳动已经吞食了她的青春，二十五岁的青年妇女，看上去却象三四十岁的人，但她从来没有怨言，只是一味高高兴兴地勤恳地苦干。冰心对象她这样的劳动妇女充满了敬意，她借用作品中的“我”，这样地赞扬着张嫂：“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的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的说：‘我么？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用这样虔诚的口吻表示对劳动人民的敬佩的赞颂，并且谦恭地把自己和劳动人民加以对比而自愧不如，这样的态度，与冰心过去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相比，又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起以前写作的《最后的安息》、《六一姐》来，固然是有了极大的不同，就是比起十年前写的，态度已有很大改变的《分》和《冬儿姑娘》来，也可看出明显的变化了。
冰心对于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中国妇女，一直抱有深深的敬意。她在开头的那篇《我最尊敬体贴她们》里，就说过：“在散离流亡的抗战时代，我看见过多少从前在沿海口岸，摩登城市，养尊处优的妇女们，现在内地，都是荆钗布裙栉风沐雨的工作，不论家里或办公室里，都能弄得井井有条。对于这种女人，我只有五体投地。假如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军人、司机、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则我以为提得最高的，还是我们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
冰心对女性的了解很深刻，评价也适当：“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敏锐，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正因为冰心对女性有如上这样一种看法，她才又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继续抒发了她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的爱的哲学：“女人似乎更重视亲子之爱，弟兄姐妹的爱，夫妻的爱，朋友的爱……她愿意为她所爱的对象牺牲了一切。实际上，还不是她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她是无条件的，‘摩顶放踵’的牺牲了，爱了再说！在这‘摩顶放踵’的过程之中，她受尽人间的痛苦，假如牺牲而又得不到代价，那她的痛苦，更不可想象了。”“你说，叫女人不‘爱’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冰心这本《关于女人》，与她过去的作品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在冰心的作品群中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她象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样，又一次地女扮男装，不过这次不是穿上小军服，佩上小军刀，而是用自己的那枝生花妙笔，和非常俏皮的笔名“男士”了。她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很喜欢，笔头也极端胜任，因此使角色演得十分逼真，扮相也十分美好。这样的扮演给作品增加了很多的幽默，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的情趣。冰心这位细心的“男士”，绝不显露自己女性的真身，但又常常运用一些妙语双关的神来之笔，使得了解作者真相的读者，不禁要拍案叫绝，赞赏作者的幽默，同时敬佩作者的聪明。比如：在《我的母亲》里，她写了这样一句话：“在我底下，一连串的又来了三个弟弟。”又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在《我的择偶条件》里，她又这样写道：“天哪，假如我真是个女人，恐怕早已结婚，而且是已有了两三个孩子了！”在假设中，吐露出了冰心自己实在的情形，而又不露痕迹，真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正因为《关于女人》的别致儁永，所以此书一出版，就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地，就成了一本畅销书。一版，再版，连续地出，连冰心自己也说：“国内各报的‘文坛消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TheBest—Sellerinchingking’”①。TheBest—Sellerinchingking这句英语译成汉语，意思就是：重庆的畅销书。
除去这个集子之外，冰心过去的作品，还由巴金主持，重新编辑成为《冰心著作集》（包括《诗集》、《小说集》、《散文集》），在大后方的重庆出版了。关于这件事，巴金这样说：“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了她的著作，说是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给开明书店刊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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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关于女人〉再版自序》
②巴金：《〈冰心著作集〉后记》
除去《关于女人》之外，冰心还在重庆写了几篇题材很不相同的散文与诗。象上面提到过的以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为题材而作的诗《鸽子》，就不仅记述了日本飞机如何骚扰重庆的平民，还表现了冰心这位刚毅的母亲，如何用慈母的胸怀，保卫着自己年幼的孩子。象描写她在重庆的新居与生活点滴的《力构小窗随笔》。象纪念她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时的同学，抗战时期死在重庆的女农学家沈骊英女士的散文《悼沈骊英女士》。沈是一位自强不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踏踏实实的科学工作者，又是一位“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的最典型、最模范、最聪明、最识大体的贤妻良母。她有幸福的婚姻，又有美满的家庭，还有自己热爱的事业，但在抗战时期的艰苦环境中，终因劳累过度而死亡。还有象回忆性的散文《我的童年》，这是应一位名叫李曼瑰的学生之约，而为李在编辑的一个妇女刊物而写的。象为吴文藻的朋友罗莘田教授的一本“自云南昆明至四川东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游记”《蜀道难》所作的《〈蜀道难〉序》。其实这篇《序》中写的并非关于这本游记的本身，而是写作这本游记的这个人。象在战争结束之前不久，在1945年8月9日夜完成的，悼念她的多情的老友——她在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时的同学，五四运动时期女学界联合会活动中的同伴，抗战期间对山而居的远邻，又是她的同乡的王世瑛的散文《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王世瑛是北京女高师的毕业生，“五四”时期另一位女作家庐隐的同窗好友，她有一个极为美满快乐的家庭，但却没有等到抗战胜利，就病逝了。
而在所有的这些散文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还是在1942年12月12日至1944年12月1日在潜庐之中的力构小窗下面，断断续续地写作而成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