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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所有的这些散文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还是在1942年12月12日至1944年12月1日在潜庐之中的力构小窗下面，断断续续地写作而成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讯。为什么这四篇写给小朋友们的通讯，会写了整整两年，冰心没有说明。但是，冰心在住进了潜庐之后，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这房子里常常很静，孩子们一上学，连笑声都听不见。只主人自己悄悄的忙，有时写信，有时记账，有时淘米，洗菜，缝衣裳，补袜子……却难得写写文章！”①可见冰心在战时的重庆，辛苦劳碌的状况，生活方式已与以往大不相同了。
这一次写《再寄小读者》，与1923年7月开始写《寄小读者》的第一封通讯，中间已经间隔了十九年半的时光。那时候，冰心还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即将出国留学的女青年，而现在，却是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中年妇女了。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冰心个人的生活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她长大了，结了婚，有了孩子，做了母亲，又做了教师，作为一名知识妇女，她又多读了许多书，多走了许多路。这正如冰心自己所说的：“这二十年的生命中虽没有什么巨惊大险，极痛狂欢，而在我小小的心灵里，也有过晓晴般的怡悦，暮烟般的怅惘，中宵梵唱般的感悟，清晨鼓角般的奋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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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力构小窗随笔》
②冰心：《再寄小读者·通讯一》
然而，当她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生活之后，再与小朋友们通讯时，她最喜欢歌唱的主题，仍然是母爱。当然，也还有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
她在1942年1月3日（阴历腊月初八）写的那篇《再寄小读者·通讯三》里，通篇都是对于母爱和自己母亲的歌颂。与二十年前在《寄小读者》里对于母爱的歌颂所不同的只是：那时她的母亲仍健在，而现在她的母亲却是早已去世了！然而慈母的形象和精神永远保留在她的心底：“我们一家团聚，或是三三两两的在一起，常常有大家忽然沉默的一刹那，虽然大家都不说出什么，但我们彼此晓得，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们都在痛忆着母亲。”“我们在玩到好山水时想起她，读到一本好书时想起她，听到一番好谈话时想起她，看到一个美好的人时，也想起她——假如母亲尚在，和我们一同欣赏，不知她要发怎样美妙的议论？要下怎样精确的批评？我们不但在快乐的时候想起她，在忧患的时候更想起她，我们爱惜她的身体，抗战以来的逃难，逃警报，我们都想假如母亲仍在，她脆弱的身躯，决受不起这样的奔波与惊恐，反因着她的早逝，而感谢上天。但我们也想到，假如母亲尚在，不知她要怎样热烈，怎样兴奋，要给我们以多大的鼓励与慰安——但这一切，现在都谈不到了。”她在二十年来的奔波劳碌之中，常常希望能有母亲相伴在自己的左右，尤其是在她感到疲倦，烦躁，颓丧的时候，更是希望能有母亲做自己精神的支柱，每逢这种时候，她就希望：“假如母亲尚在，纵使我不发一言，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旁，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宁神在她轻轻的摩抚中，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就能再有勇气，再有精神去应付一切。”然而，母亲确实是早已不在人间了，每逢想到这里的时候，她就感到了失母的莫大的悲哀。因此，她希望小朋友们“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她也希望：“没有母亲的小朋友”，能让自己“母亲的美华永远生活在你的人格里！”
生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二十年来，冰心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但是，过了不惑之年的冰心，似乎仍然不能给“生命”、“人生”下个确切的定义。她只能把生命比喻作向东流去的一江春水，有时会遇到巉岩前阻，有时会遇到细细平沙，有时会遇到暴风雨，有时会遇到晚霞新月，总之是并不平坦，而终于还会流进大海。她又把生命比喻作“一棵小树”，在春、夏、秋中成长，而在冬天的朔风中倒下，落在大地的怀抱里。她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宇宙这个大生命中的微小的一息、一滴、一叶，而这每一个微小的一息、一滴、一叶，又都各自有着自己的使命。
《再寄小读者·通讯二》，可以算是冰心的“友谊篇”。她在这篇通讯里，向小朋友谈了友谊的重要、交友的艺术。她的“你能择友，则你的朋友将加倍的宝贵你的友情”、“使你堕落，消沉的，不是你的好朋友。同时也要警惕，你是否在使你的朋友奋兴，向上”？“当你的心帆飘流于‘理’‘欲’的三叉江口，波涛汹涌，礁石嶙峋，你要寻望你朋友的一点隐射的灵光，来照临，来指引”等等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对于今天的小朋友以至于年轻人，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住在歌乐山上的冰心，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理家和写作。有时，也与文化界的朋友们交往。1943年的夏天，郭沫若就托老舍把一张条幅转交给冰心，上面书写的，是郭沫若赠冰心的一首五律：
怪道新词少，病依江山楼。
碧帘锁烟雨，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贞静立山头。
1945年的8月，终于传来了战争结束的消息。这是盼望了八年之久的消息啊！当这个消息象旋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重庆，传遍了四川，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的时候，冰心正在潜庐里。周围的小孩子们在放声地笑，周围的大孩子们在放声地哭，周围的朋友们在向她讨酒喝。而女作家冰心，却静静地沉默着。——她是在回想这历时八年之久的战乱，并思考着这场灾难带给人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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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战后
含辛茹苦再来收拾，再来建设，再来创造。
——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时刻想念着第二故乡北京的冰心，终于在1946年的7月返回了北京。
这时候，冰心的老父谢葆璋先生，已经去世了六年。
回到北京之后的谢冰心，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奔回她的母校燕京大学去。这是她青年时代读过书，和留学之后教过书的地方，也是她结婚以后，与吴文藻共同经营的小家庭的所在地。
燕京大学的校园，与战争爆发前一样，仍旧是郁郁葱葱，幽雅清静。湖水依然清清地漾着，树木青草依然绿绿地长着。大礼堂、图书馆和教学楼的建筑群，在一片湖光树影的衬托之下，也仍然象战前一样，翠瓦飞檐，富丽堂皇。
只是冰心和吴文藻战前在燕南园所住的房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廊子前种植的红月季和白玫瑰，通通被人连根拔去，一株也不见了；小院里搭起来的一架紫藤萝，连花带藤带架子，也不翼而飞。但是，最令冰心伤心的，是楼上吴文藻教授的书房里，四壁皆空，吴文藻的几十盒笔记教材，都荡然无存了！原来，这里曾经是日本宪兵的住所，吴文藻的书房，就是日本宪兵拷问教授们的地方，吴文藻的笔记、教材，连同装存它们的书匣子，早就被日本宪兵运走了，不知去向。她又赶紧离开燕南园，跑到了另外一个珍藏她的爱物的地方。那是另外的一座大楼，这座大楼的顶阁，就是她们全家离开北京前，存放书箱的地方。冰心视为珍宝的东西，上面提到过的她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日记，她和吴文藻之间的通信，她的母亲、朋友和许多“小读者”写给她的信件，吴文藻从做学生时候起就坚持写作的日记，她父亲年轻时在海上写给她母亲的信和诗，以及许多中外作家和学者送给她的亲笔签名的书籍，还有各种各样的照相册，善本书，画集，字画，笺谱，艺术品等等，共十五只大木箱，冰心都把它们存在这间顶阁里，结果也同燕南园的书房一样，也都变得四壁皆空了！冰心和吴文藻视若珍宝的一切，都已不翼而飞，荡然无存了！
冰心兴冲冲地从大后方飞回北京，没想到外表上没有任何变化的燕园，内里却遭到了这样重大的劫掠。她面对着眼前见到的一切，心里难过得不知如何是好，眼泪就慢慢地落了下来。学校的工友见到她这样，就悄悄地走到她跟前，轻声地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清早，日本兵就包围了燕京大学，学生们都撵出去了，我们都被锁了起来。第二天我们也被撵了出去，一直到去年8月，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各个楼里都空了，而且楼房拆改得不成样子。……您的东西……大概也和别人的一样，再也找不转来了。”①
对于一个酷爱读书的作家和学者说来，大概没有什么损失，能比丢失了最心爱的书籍和资料更重大了！聪明才智堪与李清照媲美的冰心，这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位才思敏捷的宋代女词人：“我总忆起宋朝金人内犯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女诗人李易安，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仓皇避难，把他们历年收集的金石字画，都丢散失了。李易安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描写他们初婚贫困的时候，怎样喜爱字画，又买不起字画！以后生活转好，怎样地慢慢收集字画，以及金石艺术品，为着这些宝物，他们盖起书楼来保存，来布置；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同居的快乐与和平的幸福。最后是金人的侵略，丈夫的死亡，金石的散失，老境的贫困……充分描写了战争中文化人的末路！”“我不敢自拟于李易安，但我的确有一个和李易安一样的，喜好收集的丈夫！我和李易安不同的，就是她对于她的遭遇，只有愁叹怨恨，我却从始至终就认为战争是暂时的，正义和真理是要最后得胜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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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丢不掉的珍宝》
②冰心：《丢不掉的珍宝》
1946年的冬天，吴文藻博士做为战后赴日的中国代表团的职员，到日本进行社会考察。为了陪同丈夫东渡日本，冰心把孩子们分别寄养在舅舅家里，于这一年的秋天，和吴文藻一起来到南京，进行出国远行的准备工作。离开中国之前不久，在这一年的10月，冰心写了一篇别有情趣的散文《无家乐》，讲的是她远行之前，把小家庭暂时解散，三个孩子寄养舅家，她与丈夫准备远行，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情。
冰心自从结婚以后，直到这时，已经做了她的小家庭的十七年主妇，尤其是抗战八年，这位作家兼家庭主妇的担子更重，她自己就用爬行的蜗牛来形容自己的处境：“在下雨或雨后的天，常常看见蜗牛拖着那粘软的身体，在那凝涩潮湿的土墙上爬，我对它总有一种同情，一番怜悯，这正是一个主妇的象征！”“蜗牛的身体，和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绵软又怯弱。它需要一个厚厚的壳，常常要没头没脑的钻到里面去，去求安去取暖。这厚厚的壳，便是由父母子女，油瓶盐罐所组织成的那个沉重而复杂的家！结果呢，它求安取暖的时间很短，而背拖着这厚壳，咬牙蠕动的时候居多！”而现在，当她把孩子寄养在弟弟们的家里，只剩下了她与丈夫两个人的时候，她便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无家一身轻的感觉。因为这时候，她不必再为菜单、算账、洒扫之类的事情来动脑筋了。所以这位幽默的女作家，便说自己的眼睛更亮了，耳朵更灵了，过去听不见的声音，现在听见了，过去看不出的颜色，现在看出了，过去想不起来的人物和事件，现在又都想起来了。尤其是，摆脱了重担之后的轻松，使她没事也想找点事情来做了。
可是，当她尝到了这种一身轻的快感之后，却又忽然地感到了空虚和怅惘，就象是在童年时候，盼望着过春节，而一过了正月十五，却又感到寂寞一样。也象那只爬行的蜗牛，虽然尝到了解脱责任的自由，却又常常想念背上的厚壳。她就在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情之中，跟随着丈夫吴文藻，在南京、上海做着出国东渡的准备，又忙里偷闲，在远行之前到杭州西子湖畔休息了三天。她在秀丽的西子湖畔，散步，看湖，并流连于苏堤之上，一方面饱览着美丽的风光，一方面也在思索着八年抗战带给人们的惨痛的教训。她发现“八年的痛苦流离，深忧痛恨”，“自己仍保存着相当的淳朴，浅易和天真”。①她坚信她自己在青年时代就形成的爱的哲学：“世界上最大的威力，不是旋风般的飞机，巨雷般的大炮，鲨鱼般的战舰，以及一切摧残毁灭的战器——因为战器是不断的有突飞猛进的新发明。拥有最大威力的，还是飞机大炮后面，沉着的驾驶射击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智的人类”。
“机器是无知的，人类是有爱的”。“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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