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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人捐五百，百姓怨声载道。南五舅还悄悄告诉国藩，荷叶塘还有人希望长毛成事，好改朝换代，新天子大赦天下，过几天好日子。这些都使国藩大为吃惊。
南五舅家人客少，清静。一早起来，曾国藩按惯例临了半个时辰的帖后，开始给京师的朋友写信。随后，又给儿子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信。长子纪泽今年虚岁十四，该让他慢慢学习办事了。曾国藩将家眷离京回籍前应在京师办的事，一一写给纪泽，写好了，又细细地从头至尾看一遍，数一数，一共有十七条。正准备封缄时，又拿出一张纸来，补充三件事。一是告诉儿子如何处理家里的三车三骡，大骡子小骡子当初买时用了多少银子。二是家具都送给毛寄云一人，不要分散了，因为家具少，送一人则成人情。三是要儿子做一套新衣服，以便在祖父面前叩头承欢。
他将这张纸连同刚才写好的六大张纸一起折起来，放进信套里，小心地封好。正要提笔写封面，江贵进门来：“大爷，巡抚张大人来了一封信，老太爷请你老回家去。”
曾国藩忙与南五舅告辞，和江贵回家。刚进家门，四弟便喜滋滋地说：“哥，听说是张大人的亲笔信！”
说着，把一个尺余长的大信套递给国藩。由于曾国藩的身份和地位，使得他在诸弟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对大哥，弟弟们敬若神明。尽管信使说信中讲的是张大人请国藩晋省办团练事，荷叶塘都团总曾国潢急于知道内中的详细，却没敢私拆哥哥的信。
曾国藩拆开信封，果然是张亮基的亲笔。巡抚的信写得很亲热，先是对国藩丧母表示沉痛哀悼，说自己当时远在昆明，不能前来吊唁，后在战火中来到长沙，又抽不出身，心里很觉得对不住，只好明年清明再到荷叶塘来扫墓；继而又把自己如何敬慕的心情说了一番。最后讲到此次长沙被围，好不容易才打退长毛，请国藩为桑梓父老着想，出山来长沙办团练。信的末尾这样写道：
亮基不才，承乏贵乡，实不堪此重任。大人乃三湘英才，国之栋梁，皇上倚重，百姓信赖，亟望能移驾长沙，主办团练，肃匪盗而靖地方，安黎民而慰宸虑；亮基也好朝夕听命，共济时艰。
曾国藩将信细细地看了两遍，又重新放进信套里，锁进柜子中。这几天和南五舅扯家常，越扯越对湖南吏治的印象坏。早就听说湖南官场腐败，两个多月来的所见所闻，果然如此。这种环境怎能办事！何况张亮基、潘铎等人都不熟。练勇在几十年前平白莲教造反时，为朝廷立了大功。白莲教事毕，练勇也就全部撤了。近十几年来，云贵一带地方不靖，又相继在各州县办了一些团练，但鲜有成效。听南五舅的口气，百姓似乎并不拥护。为验证南五舅的话，国藩将四弟唤进内室。
一听哥哥召唤，曾国潢便进来了。在曾氏五兄弟中，国潢天分最低，但偏生又最爱出风头。罗泽南要他当个都团总，他便如同做了一品大员，得意扬扬，在乡民面前拿大装腔，趾高气扬的。曾国藩有点看不惯，回来这么久了，有意不问他办团练的事。国潢想在哥哥的面前卖弄，见哥对此毫不感兴趣，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现在哥主动来问他湘乡办团练的事，这下正搔到他的痒处。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哥：“今年四月，长毛攻破广西永安，窜至全州，逼近楚境，朱明府即在我县举办保甲，并令练族练团，互相保护。一族议定族长、房长，或四族，或五族合为一团。团议定团长、练长。各家各户男子年满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的一律入团练。每人自制号褂一件、器械一件。早晚在家操演，一遇贼警，由团长、练长、族长、房长带赴有事之处。平日无事，各安本业。团长、练长等每月会议两次。”
“经费怎么来？”曾国藩问。
“团练一切由各家自己开销，不要多少经费。”
“总要点钱吧！团长、练长每月聚会两次，在谁家吃饭？”
“当然是要点经费。各团各族自己规定，有的按人口出，一人一百文、两百文的，有的则由几户殷实人家出。”
“你说一人出一百两百，南五舅说他们一人出五百，怎么相差这样远？”
“有的族长黑心，想趁这机会捞一把。”
“澄侯，看来这团练中有弊端。刚建不久，就有人想从中谋私利。再办些时候，会干更多坏事。”
“是的，有的团丁还借机做坏事。如借禁赌行敲诈，借查夜行奸淫。听说添梓坪就发生了几起。”
“你说早晚操演，我回来两个来月了，怎么没见过你们操演？”
“刚成立时，操演过几回，后来渐渐懒散了，再加上长毛又没来，有两三个月没练了。说早晚操演，那是写在纸上的规定。”
“也有操演得好的吗？”
“有。县城附近几个都，由罗山带着璞山、希庵兄弟等亲自指挥，据说蛮像个样子。”
“澄侯，你说团练办好，还是不办好？”
“我看还是办好，至少可以对付小股土匪、抢王①。不过，按现在这样办下去，可能怕只是神气了几个长字号，百姓得不到多少实惠，大家也不齐心。弄不好，过几个月就会散伙。”
“要怎样才会真正起作用？”
“依我看要起作用，就得专练一支队伍，也要吃粮吃饷，那样才练得好，免得心挂两头。”
“粮饷从哪里来呢？”
“就是因为粮饷无出路，才办不起来呀！”
兄弟俩就团练一事扯了大半夜。待国潢走后，国藩摇摇头，心里想：看来这个团练没有办头。再说，自己乃朝中堂堂正二品侍郎，又热孝在身，若仅因一巡抚之相邀，便出山办事，既有失自己的身份，又招致士林的讥嘲。这事如何办得！
曾国藩给张亮基写了封回信。诸多原因不能写，唯一可以拿得出的理由，是要在家守制。在一大通客气话之后，他写道：
国藩自别家乡，已历一纪，思亲之情，与日俱增，几欲长辞帝京，侍亲左右，做一孝子贤孙而终此生。岂料今日游子归来，王父王母，墓有宿草；慈母弃养，远驭仙鹤。百日来，忧思不绝，方寸已乱，自思负罪之深，虽百死亦不能赎也。
明公雅意，国藩再拜叩谢。然岂有母死未葬，即办公事之理耶？若应命，不独遭士林之讥，亦己身所深以为耻也。国藩此时别无他求，唯愿结庐墓旁，陪母三年，以尽人子之责，以减不孝之罪。乌鸟之私，尚望明公鉴谅。晚生曾国藩顿首
二世无艰难，何来人杰
过几天，湘乡县团练副总罗泽南召集全县四十三都团长、练长会议，特地请曾国藩光临指导。国藩、国潢兄弟俩一起到了县城。拜会县令朱孙贻后，国藩出席了县城团练的比武大会，亲眼看到罗泽南和他的弟子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所训练的三营一千余名团丁，已初成规模，心里很有感慨。夜晚，又与罗泽南通宵长谈，听他讲按戚继光练兵法挑选将官、招募勇丁以及平时操练的体会。罗泽南竭力怂恿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并表示愿将这一千团勇交给曾国藩，他和他的学生都情愿在其帐下听令。曾国藩听后，更是激动不已。他深感自己无论在识见方面，还是在能力方面都不如罗泽南，自己只看到吏治腐败、绿营腐朽的现象，弄得心灰意冷，却不曾想到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想法去重新开创一个局面。如果下定决心来办好团练，也很有可能像当年戚继光创建戚家军那样，练就一支今日的曾家军。古人能做到的事，今人为什么做不到呢？
从县城一回到家，曾国藩就看到由湖南巡抚衙门转递来的四封信。其中三封是儿女亲家的。一是安徽池州府知府陈源兖的，国藩的二女纪耀许给他的儿子远济。一是詹事府右赞善郭霈霖的，他的女儿许给国藩的次子纪鸿。一是翰林院侍讲学士袁芳瑛的，国藩的大女纪静许给他的儿子秉桢。这三封都是亲戚之间的慰问信，全是客套话。国藩看后，也就扔到一边了。另外一封，则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喜讯，使得他的心情激动起来，并且久久不能平静。这封信是唐鉴从北京寄来的。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由江宁藩司任上进京任太常寺卿，道光帝在乾清门接见他。这一天，曾国藩恰好随侍在旁。道光帝奖谕唐鉴治程朱之学有成就，并躬自实践，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道光帝对唐鉴的称赞，引起曾国藩的深思：自己在皇上身旁，要得到皇上的重视，必须要投皇上所好；看来皇上看重的是德行的修养，是对义理之学的研究。
几天后，曾国藩到了碾儿胡同，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年过花甲的唐鉴，已知这位同乡后辈勤奋实在，见他如此谦卑，自投门下，乐意地收下了这个新门生。
“先生，请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究在何处？”曾国藩十分恭敬地向唐鉴请教。
“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唐鉴抚摸着垂在胸前一尺有余的银须，腰板挺得笔直，不假思索地回答，“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切不可视为浏览之书。检身之要，我送你八字。即检摄在外，在‘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至于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专精，则万不能通一经。比如老夫，生平所精者，亦不过《易》一种耳。”曾国藩听了镜海先生这番话，有昭然若发蒙之感。
“古今学问，汪洋若大海，弟子在它面前，有如迷路之孩童，不知从何处起步。”关于检身、读书，曾国藩思索多年而不得要领，唐先生居然八个字就为其提纲挈领了。在唐鉴面前，曾国藩深觉自己学问浅陋，他继续请教，“先生，请问这为学之道？”
“为学只有三门。”国藩的提问刚落，唐鉴便以明快简捷的语言作了回答，“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
“经济之学呢？”一心想要经邦济世的曾国藩急着问。
“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中。”唐鉴的答复明确而肯定。
“请问先生，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
“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经唐鉴逐一指点，曾国藩于学问之道和修身之法似乎一下子全明朗了。唐鉴又告诉他，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并说倭仁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行，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说自己记日记一一如实，决不欺瞒，夜晚与老妻亲热，亦记于日记中。曾国藩听后心中暗自发笑，也佩服老头子诚实不欺的品德。
自从跟着唐鉴学义理之学后，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加修饬，并立下日课，分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日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十二条。又作《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各一首，高悬于书房内。朋友们见了，无不钦服。
这一天，曾国藩带着日记，又去碾儿胡同谒见唐鉴。唐鉴审读他的日记，见满纸都是痛骂自己不成器的话，很是满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记，看上面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唐鉴称赞：“有志气！涤生，望你今后涤旧而生新。”
唐鉴翻到二十八日那一页，见上面写着：“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唐鉴面露欣色说：“好！就要这样不讲情面地痛骂，方才改得掉恶习。”说罢，转过脸来审视曾国藩，问：“足下昨夜所梦何事？”
“昨夜梦见何绍基放广东正考官，考完回来，得程仪五千两，皇上又赏他一千两，私心甚是羡慕。”曾国藩红着脸嗫嚅。
“这是好利之心未全然湔除之故。”唐鉴一本正经地说，“《中庸》上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之可贵，就在于慎独。‘独’尚能审察，世人能见之不善岂敢为乎？涤生，你今日回去，就作一篇《君子慎独论》，下次带给我看。”
曾国藩满口答应着。临走，唐鉴又送他一本自著《畿辅水利》，一张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
跟了唐鉴一段时期，尤其在通读了他的《畿辅水利》一书后，曾国藩看出这位理学名臣并不是埋首故纸、空谈心性的书呆子，而是关心民瘼，留意经济，学问渊懿，亦不乏谋略的能吏。同样，唐鉴也知道曾国藩是老成深重、极有心计的干才。以后，唐鉴、国藩师生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