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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头就碰了个钉子，曾广莆大为失望，他仍不甘心：“叔祖一族虽说早已南迁，但毕竟我们是宗圣一脉所传，骨肉之亲是改不了的。倘若叔祖过忙，何不叫两位叔父中的一位来担任呢！”
曾国藩笑道：“他们年纪轻轻，懂得什么！”
曾广莆本是个木讷而无主见的人，被曾国藩这两下一堵，就不知如何说下去了，嘴里嗫嚅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曾国藩又是气恼，又是怜悯，说：“伯仕，嘉祥县曾氏重修族谱，我们湘乡曾氏就不参与了，还是由你为头，把族谱修好。日后国家承平，我也还没死的话，我倒有个心愿，弄清楚宗圣公的后裔，目前除嘉祥、吉安、湘乡外，还族居在哪些地方，再邀请他们一起来合修一个曾氏全族谱。如果那时族人看得起我，推我出来主办此事，我也乐意。你看呢？”
曾广莆心里怏怏地，口里只得说：“那当然是我们曾家的大庆。”
曾国藩说：“这两天看了嘉祥和南武山两处宗圣庙和墓地，为宗圣后裔的衰微深感痛心。这固然是国家不安定、嘉祥贫瘠所致，更因曾氏族人淡忘了宗圣公的教诲，也忘了雍正爷‘省身念祖’的圣谕。宗庙不修，祖宗不祀，还有什么曾氏家族可言？更不必去指望它兴旺发达、人才辈出了。根本之事不办好，汲汲遑遑去修族谱，族谱修得再完备，又有什么用呢？”
曾广莆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这才是曾国藩不主持修族谱的原因，后悔不该请他来嘉祥。先以为他看到宗庙凋敝，会动心而捐巨资，谁知分文未给，还招来一顿教训。事已至此，曾广莆只得说：“叔祖教训的是，孙子作为宗子，未把全族人团结好，愧为宗圣后人。”
“当然，这不能怪你一人。”曾国藩叹了一口气，说，“嘉祥曾姓阖族人都有责任。曲阜的孔庙诚然不可去高攀，但邹县孟庙那样的规模，是可以做得到的。邹县并不比嘉祥富裕，但孟氏后人对先祖恭敬之心，远远超过了我们曾家。我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曾广莆的脸通红通红的，低下头，无言可答。隔了很久，曾国藩才说：“我虽通籍二十多年了，官居一品，带兵这些年里，几百万两银子在手头过是常事。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所积的银子也不过就只两万来两，有心资助你们重建宗圣庙和书院，也无力做到。我只能捐祭产银千两，你们用它去买点田地，养活几个管理庙宇的人，一年四季给宗圣公上几道祭菜。再有点剩余，则资助给嘉祥书院，培养几个举人、进士出来，光大嘉祥曾氏门第。伯仕，你作为嘉祥曾氏宗子，所居也太简陋了，雍正爷的赐匾都不能悬挂，未免使人太酸楚。我再送你四十两银子，你把房子修缮一下，再添一套新衣服，平时也好体面地会见外来的客人。”
先以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又得到一千零四十两银子，五经博士在大失望之后得了一点小满足。
这一夜，曾国藩在嘉祥书院里想了很多很多：嘉祥县曾氏后裔如此衰微，宗圣公在天之灵何能心安！湘乡曾氏现在虽说有天下臣民第一家之称，但世人哪里知道，这“第一家”其实是空的。且不说个中的辛酸苦辣，就说目前的剿捻战局，前途未卜，倘若河防之策再不能取胜，这第一家便要立即中落了。杀人攻城得来的荣耀毕竟是短暂的，这中间有着许多偶然性，家族传之长久的兴旺，靠的是礼仪诗书！
曾国藩这样想着想着，便更加挂念武昌城里的九弟。河防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新湘军在鄂北豫西对捻军的作战。然而，曾国藩此时做梦都未想到，正是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巨大荣耀的九弟，眼下与湖广总督官文彻底闹翻了，终于导致河防之捷成为画饼一张。
七武昌城里，巡抚和总督大开内战
三个月前复出的湖北巡抚曾国荃，与他的大哥截然不同。皇家刻薄寡恩的本性，功臣鲜有善终的历史教训，以及四哥反复讲述的白云观丑道人的恳切规劝，都不能使他大彻大悟。他依然是目空一切，我行我素，不把称雄皖豫多年的捻军放在眼里，也没有把朝廷的宠臣官文放在眼里。新湘军的失败使他愤懑，不久又传出彭毓橘被肢解、悬首示众的消息，更使他暴戾失常了。
彭毓橘是他的表弟，年纪相仿佛，性格也相投，攻打金陵时出力最多。当萧孚泗、朱洪章、刘连捷等人都不愿再赴战场的时候，彭毓橘慨然应邀为他组建新湘军。现在遭此下场，曾国荃怎能不伤心，不暴怒？就连奉父母之命暂回湘乡料理家务，路过武昌住在抚署的曾纪泽，也为表叔的惨死而伤心。
这天深夜，粮道丁守存悄悄进了抚台衙门，秘密会见了曾国荃。
“九帅，杏南将军之死，是由于断粮的缘故。”丁守存向曾国荃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
“粮台为什么不供应军粮？”曾国荃顿时怒火冲天，对着粮道吼道。
“九帅息怒。”长着一副黄瘦马脸的丁守存轻轻地说，“粮台本来贮存一百万斤粮食，只因官中堂原招募的五千鄂勇被九帅撤了，欠饷一时无银兑现，官中堂命卑职将粮台所有粮米调出来，按每勇二百斤发放了。杏南将军出兵前，粮台想方设法为他筹集四万斤粮，先想随后就再运去，谁知粮路给捻匪断了，假若彭将军再多带两万斤，都不至于军心涣散而招此败。”
“你说的这事有根据吗？”曾国荃两眼恶狠狠地盯着丁守存。
“卑职这里有官中堂的亲笔批示。”丁守存从靴页里抽出一张纸来，双手递给曾国荃。丁守存并不是曾国荃提拔的人，他为何对曾国荃如此忠心呢？
原来，他不是为了讨好曾国荃，而是要报复官文。两年前，丁守存利用职权贪污了一万两银子，被人告发，官文将他臭骂了一顿，声言立即参劾。丁守存吓得磕了几百个头，求朋告友，凑集了一万两银子赎罪。官文仍不松口。无奈，丁守存变卖了部分家产，给官文送了一万两银子的礼，官文才许他一个暂不参劾、戴罪效力的机会。因此，丁守存恨死了官文。正因新湘军初战失利恼羞成怒，又找不到借口推诿责任的曾国荃，这下子抓到了一个大把柄。待丁守存走后，叔侄俩计议半天，决定先不做声，派人分头搜集官文这些年在湖广的劣迹，然后再重重地参他一本，以报今日之仇，以雪当年不救援三河之恨！
曾国荃的举动瞒不了官文的耳目。他不敢明目张胆得罪这位杀人如麻的曾九帅，便使了一个法子，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说鄂北捻情严重，请赏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带兵离开武昌，驻扎襄阳。谕旨很快下来，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过去一直带兵在前线打仗，对官场了无所知，又不熟悉本朝掌故，不知帮办军务一衔究竟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于是写信给大哥。曾国藩来信告诉九弟，不必疏谢。又解释说，近年如李世忠、陈国瑞等降将皆得帮办，刘典以臬司、吴棠以道员亦得之，本属极不足珍之目，本朝以来亦无此等名目，以后公牍上都不要署此衔。曾国荃接到大哥这封信，犹如一点火星掉进油锅，立即燃起了熊熊怒火。他恨官文不但要把他排挤出武昌，并且把他列为道员、降将一类人来奚落。他气得一剑砍掉了书案一角，高叫：“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
吓得曾纪泽忙说：“九叔，隔墙有耳！”
“怕什么！”曾国荃怒斥侄儿，“老子早就想和他们干一场了。你给九叔我草拟一篇参折，也让他们知道曾九爷是不好欺侮的！”
曾纪泽的文章做得好，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有意识地读过不少名奏章，但自己独立拟稿，这还是第一次。他关起门来咬了几天笔杆子，冥思苦想，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长奏，列举了官文几大罪状：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党遗孽。最后这一条虽证据不充分，但性质严重，便也加上去了。曾纪泽写好后，自己觉得有点惴惴不安，拿给九叔看。曾国荃却非常满意：“写得好！看来你这几年在父亲身边长进不小。就这样吧，叫文案房安排誊抄，明日拜发。”
“九叔，官文是太后、皇上的亲信，且官居大学士，非一般人可比。为慎重起见，先抄一份送到济宁州，让父亲看看后再拜发如何？”
“你父亲自从咸丰八年复出后，胆子是越来越小，顾虑则越来越多，事事谨慎，处处小心。这篇奏疏如给他知道，那一定发不出去，不如不告诉他，今后即使有麻烦事，也省得牵连到他的头上，由我一人负责算了。”
奏疏拜发了。曾纪泽仍不放心，他自己誊抄一份，派人送往济宁州。
曾国荃这份弹劾大学士的奏章，立即在朝廷和各省督抚中引起轩然大波。官文做官的诀窍，除先前彭玉麟所指出的不管实事外，还有一个，那便是善于笼络京官。京官地位重要，但俸禄并不高，因无地方实权，额外收入很少，全靠地方大员接济。官文自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京官的联络。每年入夏的冰敬，入冬的炭敬，比哪省督抚都要丰盛，而且送的面广，上上下下都满意，遇到端阳、中秋、重阳、年关这些佳节，他则有选择地分送各部要津。朝廷派下的大小钦差来到武昌，他的礼数最周，招待最好。官文哪来的这么多钱？还不是两湖的民脂民膏！所以尽管民怨沸腾，官文的位子却是铁打的，湖督一席，一坐便是十三年。曾国荃拼死拼活打下金陵，只挣个伯爵，他在武昌悠闲自在，也得了个果威伯的美名。这便是官文的本事！
朝廷各部对曾国荃一到武昌，便参劾总督的行为普遍不满，尤以军机处为甚，因为奏折中有“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凡有寄谕，从不径寄，而由督署转递”的字样，触到了军机处的痛处。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太后，说曾国荃将军事失利的责任推给官文，居心不良，所奏情事多有不合，宜驳回。慈禧太后命兵部派员到武昌密查核实。
济宁州里，曾国藩接到曾纪泽的禀帖，将奏疏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老九的使气任性，办事孟浪，使他深为痛心。他顿足叹息，预感此事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必须给老九明确地指出：不能走得太远！他提笔作函：
官秀峰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替换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一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又给纪泽写了一封信，严责儿子不但不去劝止九叔，反而拟此言辞尖刻的奏疏，为之推波助澜，太不懂事了。
刚好这时李鸿章来徐州视察军务，曾国藩打发赵烈文到徐州去跟李鸿章商量。李鸿章一听，也觉得老九莽撞了。他沉思良久，对赵烈文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由恩师出面打圆场，密保官秀峰，并以兄长的身份批评九帅作事草率，尽量把事情化小。不知恩师意下如何。”
赵烈文回济宁后，向曾国藩转述了李鸿章的主意，并认为这是个可行的办法。曾国藩从心里来说并不愿意这样抑荃扬官，但考虑到老九非官文的对手，倘若官司打败，调离湖北，新湘军便不再存在，全盘计划将会打乱。为了河防之策的顺利执行，从剿捻大局出发，只得出此下策。几天后，一封密保官文的奏折由济宁州发出了。
接到大哥的信后，曾国荃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原拟的第二份参折暂时搁下未发。曾纪泽则遵父命离开武昌南下，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不久，来武昌调查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京师，将曾国荃所列官文各条一一驳回。都察院的御史上书，奏官文为肃党余孽事既不成立，曾国荃则为诬陷，例应反坐。其他各省督抚中也有人上奏，说曾国荃恃功傲物，打仗失败，应予惩治。慈禧太后对此事颇感为难。她既需要官文这样忠实的家奴，也需要曾国荃这样能斗的鹰犬。眼下捻军势力强大，国事未安，曾氏兄弟和湘淮军是她依赖的柱石。但官文无过受辱，朝野物议甚烈，不压一压曾国荃也难平众怒。她想给曾国荃一个“降二级处分”，犹如当年曾国藩为杨健请入乡贤祠所得的结果一样。
这时，接替杨岳斌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给朝廷来了一份词气亢厉的奏疏，称赞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天下第一篇好文章，第一等好事，人心大快，正气大张，并以自己在湖南抚幕多年的身份为证，指责官文贪劣庸碌，不堪封疆重寄，请求太后、皇上撤官文之职，以昭朝廷公正之心。左宗棠正处在平回民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