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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808-第1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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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古之孔孟墨荀当年与门徒讲学的形式,无拘无束地与诸位纵谈为文之道如何?”

这真是太好了!张裕钊等人想:从曾大人学习古文多年了,胸中堆积着许多问题,总没有机会一问究竟,难得他今天有这样的雅兴。

“请问大人,文章以何为最先?”当大家都在紧张思考时,吴汝纶率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文章以行气为第一义。”曾国藩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韩昌黎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老夫平生最爱文章有雄奇瑰伟之气,古人有此气者,以昌黎为第一,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后人难以企及,然可揣摹而学之。”

“请问大人,用字造句,以达到何种境地为最佳?”黎庶昌问。

“无论古今大家,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曾国藩应声而答,略为思考一下,他又作了补充,“世人论文字之说,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司马子长、司马相如、扬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韩昌黎,其志意直欲凌驾长卿、子云之上,戛戛独造,力避圆熟,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于古人之文,若能从鲍、江、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则无不可读之古文,也无不可通之经史。”

四子大受启发,一齐点头称是。

“刚才讲的是句子的圆润,还有遣字的准确传神。古人十分讲究炼字,有许多一字师的故事。比如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改‘数’为‘一’。张咏‘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楚才改‘恨’为‘幸’。程风衣‘满头白发来偏早,到手黄金去已多’,周白民改‘到’作‘信’。这些都是有名的一字师。另外如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改‘德’为‘风’。苏东坡《富韩公神道碑》‘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张文潜改‘能’为‘敢’。张虞山‘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陈香泉‘斜日一川汧水上,秋峰万点益门西’,王渔洋分别改‘增’为‘生’,改‘峰’为‘山’。改的都是大家名家的字,都改得好。可见即使是大手笔,也有个千锤百炼提高的过程,何况一般人呢?除一字师外,还有半字师的故事,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有。”四子齐摇头。

“昔乾隆龚炜,为东海一闺秀改咏菊诗。诗云:‘为爱南山青翠色,东篱别染一枝花。’龚炜嫌‘别’字硬,改为‘另’。人称半字师。”

“大人,当年靖毅公病逝时,唐鹤九送的挽联,大人为他改了两处,大家都说改得极好。”张裕钊插话。

“我改的倒也寻常,其实是唐鹤九的联语写得好。”曾国藩平淡地说。

“廉卿兄,你把这段掌故说给我们听听吧!”薛福成入幕最晚,不知道这件事。

张裕钊望着曾国藩请示:“大人,卑职可以说吗?”

“你说吧!”曾国藩轻轻点了一下头。

“同治元年十一月,靖毅公染时疫,为国殉职于金陵城下,当时挽联极多,也不乏佳者。唐鹤九先生有一联是这样写的:‘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成功,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洒泪,又陨台星。’大人看后说,写得好是好,只是美中不足。大人提起笔来,将‘成功’二字乙转,又改‘洒泪’为‘痛定’。顿时,大家都轻轻地叫好。”

“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功成,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痛定,又陨台星。”薛福成慢慢重复一遍,说,“果真改得好极了!”

曾国藩平静地听着,无任何表示。

薛福成接着说:“请大人谈谈文章的布局。”

曾国藩喝了两口茶,上下梳过几次胡须后,慢慢地说:“谋篇布局是作文一段最大功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譬如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四处皆目。文中线索如同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这是一种。古人文笔有云属波委、官止而神行之象,其布局则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此等文章以《庄子》为最,将《庄子》好好读上二三十遍,自然熟悉了。”

薛福成听了这话,有一种茅塞顿开而豁然爽朗、聪明大张之感,深深佩服总督大人学问汪洋浩大,自己在他的面前,直有潺潺细流与长江大河之别。

“请问大人。”张裕钊在认真思考之后,恭谨地问,“常见古人诗话中谈到诗的气象。卑职想,古文应该也有气象,而究以何种气象为好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廉卿这段时期来对古文的钻研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即从字、句、段的思考上升到对全篇的思考。”曾国藩日渐昏花的三角眼里射出赞赏的目光。

“古人以‘气象’二字来评诗,较早的可见于南宋初期周紫芝所著《竹坡诗话》。竹坡居士说郑谷的‘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之句。别人皆以为奇绝,他以为其气象浅俗。后来《沧浪诗话》里多次提到‘气象’,说唐人诗与宋人诗,先不谈工拙,真是气象不同;又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其实不只是诗,文、书、画莫不如此。气象,就是指面貌、神志。老夫以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能可贵,如久雨而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登高楼俯视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貌。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庄子、韩子而外,唯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但文辞不如孟、庄、韩三子之跌宕。老夫以为文章要达到这种地步,乃是最高的境界,很不容易做到,但应成为我辈力求达到的目标。”

这一大段宏论,说得四子皆低头不言,心中自觉惭愧。隔了好久,黎庶昌想起那年吴敏树要跟曾国藩打官司的事,不知曾国藩心里对这事究竟怎样看,有没有芥蒂,平时没有机会问,今天可是个好机会。他笑着问:“关于桐城文派的事,吴南屏后来捐钱请大人给他除名了吗?”

“南屏那人你还不知道!”曾国藩爽快地笑起来,“他是打死都不认输的。后来的信中,他干脆将姚鼐比之于吕居仁。这是他的性格,我也不计较。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饭吃,也称得上我们湖南人中的豪杰。不过,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也贬之太甚了。老夫粗解文章,实由姚先生启之。姚先生为知言君子,只是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之文,稍涉私好,而大体上是站得住的。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辞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为不刊之典。老夫鉴于姚先生所编,不选六经、诸子、史传之文,虽另编《经史百家杂钞》,但平心而论,姚先生之《类纂》要比老夫的《杂钞》流传得久远。”

黎庶昌深以此言为持平之论,并对曾国藩的心胸气度看得更清楚了。他正要请曾国藩再谈谈对桐城三祖的看法,吴汝纶又发问了:“大人,听说您要写一篇文章,提出古文的八字诀和四象说,能让我们先知一二吗?”

“你们四人,最数挚甫不安本分,不知又从哪里刺探了老夫的机密。”就像老父亲亲昵地指责聪明灵泛的小儿子一样,其实心里很高兴,他乐于向弟子们透露所探得的古文之骊珠。“老夫思考得尚不成熟,就大致说说吧。八字诀,即以雄、直、怪、丽为古文阳刚美之特征,以茹、远、洁、适为古文阴柔美之特征。我还要仿照司空表圣的办法,每个字下再给它以八个字的详述。四象,即太阳为气势,气势中又分喷薄之势、跌宕之势;少阳为趣味,趣味中又有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太阴为识度,识度有闳阔之度、含蓄之度;少阴为情韵;情韵有沉雄之韵、凄恻之韵。若精力好,下个月老夫将这篇文章完工,那时再听听诸位的意见。”

张裕钊说:“大人对古文的这个发现,将可与沈休文的四声说相比!”

“你们看,对面有个家伙在偷听大人的天机!”吴汝纶神秘地指了指无梁殿外的小松树林。

“谁?好大的狗胆,我去看看。”薛福成立即起身,冲出殿外刚走几步,只见一只两尺多长的金毛松鼠,从松树枝上跳跃着逃走了。

“原来是它!”黎庶昌、张裕钊大笑起来。曾国藩一时兴起,笑道:“你们谁有本事逮住它,老夫放他一年假不作文章!”

张裕钊等人见曾国藩兴趣这样好,明知抓不到,都一齐向小松林冲去。

曾国藩背着双手,情趣极高地看着他们在松树林里奔跑,口里念道:“鹪鹩已翔乎九仞兮,罗者犹倚乎泽薮。”

“大人。”耳畔突然响起一个谦卑的声音。曾国藩回头看时,远通法师已站在一旁,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和尚。那小僧人两眼怯生生地望着江宁城里的头号人物,双手托着一个黑漆发亮的木盘,木盘上摆着一支大号羊毫,一方刷丝歙砚,两卷水印硾笺。

“大人学问淹博,尤其联语精妙,久为贫僧钦敬,早就想求大人为寒寺题一联语,只是无缘。今日万幸,贫僧恭请大人赐宝。”远通说罢,双手在胸口合十,深深一鞠躬。

曾国藩笑着说:“今日受法师款待,不容我不写了。不过鄙人对佛法素无所知,题什么好呢?”

曾国藩在无梁殿里慢慢踱步。殿堂里异常安静,水汽冲着紫砂壶盖轻轻地上下跳动,他凝视着茶壶,瞬时间有了。遂提起笔,吩咐小和尚把硾笺展开。一会儿,水印纸上现出一个个劲崛的字来:

万里神通,渡海遥分功德水,

六朝都会,环山长护吉祥云。

“见笑,见笑。”曾国藩把笔放回木盘,谦逊地说。

“贫僧深谢了!”远通再次合十鞠躬。

“曾大人,总督衙门来了一位老爷,说是有急事要面禀。”灵谷寺的知客僧急急忙忙走过来,边施礼边说。

“什么事?叫他进来。”

来的是督署武巡捕。他走到曾国藩身边,悄悄地说:“李制军遣弟昭庆来江宁,要向大人禀报……”

“备轿!”不待巡捕说完,曾国藩便下令。

“大人,斋饭已备好,吃了再走吧!”远通慌忙挽留。

“打扰了,下次再来吃吧!”曾国藩边说边疾步走出无梁殿。他知道,李鸿章一定是遇到了难以独自做主的大事难事。

原来,李鸿章督师以来,采取了诱敌于绝地然后合围的战略和离间之计,大大地挫伤了捻军的元气,把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引诱到山东烟台一带。李鸿章认为东捻已到山重水复的地步,准备以胶莱河为防线,将他们困死在登莱半岛。李昭庆奉命来到江宁,一来请教此法是否可行,二来求援二十万饷银。

从灵谷寺到城里的一路上,曾国藩心里就一直在揣度着李昭庆要谈的事。前方战事时有反复,令曾国藩提心吊胆,只有李鸿章用河防之策将捻军最终平息下去,方可洗去他打捻无功的耻辱。如果李鸿章也失败了,后果则不堪设想。他的这种心情,就和当年在安庆挂念老九打金陵一样。听了李昭庆的禀报后,曾国藩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没有马上表示态度,而是离开座位走到挂图边,拧紧两道扫帚眉,眼睛死死地盯着山东省。

大约过两刻钟之后,曾国藩重新回到座位上,对李昭庆说:“幼泉,回去告诉你二哥,就说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设想,只是要提醒他注意一点:丁宝桢是山东巡抚,他的职责只是守山东,灭不灭捻寇不是他的事,防守胶莱尽量用刘省三部,而不用鲁军,前年赖文光就是冲破豫军朱仙镇防线的,丁宝桢和李鹤年是一样的思想。因此,为防万一,还要在运河设第二道防线,以潘鼎新扼守,在江苏六塘河设第三道防线,就近调鲍超、陈国瑞部防守。你今天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回去。告诉少荃,鳖虽进瓮中,但并未到手,还有可能逃出去,不可存丝毫虚骄。至于二十万饷银,我分文不少。”

事情正如曾国藩所估计。同治六年八月十九日,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在海庙口以北十几里海滩地方突破鲁军防线,过潍河、潍县、昌乐,拟再渡运河,进入豫陕,与张宗禹的西捻会师。但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挡,又加上大雨连绵,河水盛涨,东捻军心大乱,叛徒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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