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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也该找个机会联系一下他，跟他说说了。
这天上午，我正在洗脸呢，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我刚接起来，就听见许淑芬急切地说：“小周不好了，来了一群工商执法，要查封咱们的药店！”我听完一惊，脸都没擦就赶紧飞也似地跑下了楼。还没跑到药店，离老远我就看见店门口停了一辆金杯车，几个穿工商制服的人正从店里搬出几箱药往车上装。我赶紧拼命地跑了过去，大叫道：“哎，怎么回事啊？干嘛啊这是？”
见到我过来，许淑芬一把拉住我说：“小周，你快跟他们说说吧，他们要封店啊！”
这时一位执法人员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是这店的负责人吗？”
我赶忙说：“是是是，我是。同志，这是怎么了？”
他把手中的单子翻了翻，眼皮也不抬地说：“我们接到群众投诉，说从你们店中购买的药物是过期的，已经有几位顾客服用后产生了不良反应。今天我们联合药监部门依法对你们药店进行检查，结果只是随机抽样，就发现有百分之四十的药品是过期的，还有一部分也即将过期。你们情况十分严重，所以我们决定对药店立即查封，请你在这儿签个字，然后还得跟市药品稽查大队的工作人员走一趟，配合一下进一步的调查。”
我听完当时汗就下来了，赶紧掏出烟来，边递给他边说：“同志，这其中可能有点儿误会，您先别急，咱们慢慢……”
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把推开我递过去的烟，严肃地说道：“别跟我来这个，问题这么严重还说什么误会？还有，你们所经营的十二种保健品之中，有两种是没有国家正规批号的非法药品，其中一种居然连厂家都没有，这还是误会？”
听到这里，我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按他的指示签完了字，看着药品被一箱一箱地搬出去，看着两道无情的封条交叉着往门上一贴，我的脑海中除了一阵阵眩晕以外，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躲在许淑芬背后的初小雯一直没有说话，而是凝着眉满脸的复杂表情。我的眼前忽然迅速地闪过一系列的细节：医院偶遇孙仁贵，药店开张，初小雯被介绍来，进药，初小雯和蒋大彪相恋，再进药，我家的酒局，孙见到初时的表情，进保健品，那晚孙与初在街角的对话……
我没有再多想，一步走到初小雯的近前，一把拉住她的胳膊，说：“小雯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姓孙的在搞鬼？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
初小雯被我吓得向后退了一步，缩着肩膀想把胳膊抽回去，她躲避着我的目光，把头偏向旁边，停了半分钟才艰难地说了句：“希哥，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我气得眼珠子都快冒火了，本来这几天心情就糟糕到了极点，又突然遇见这么大的变故，我一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乎是咆哮地冲她叫道：“都他妈把我们害成这样了，还说对不起有个屁用！”
初小雯可能被我凶狠的表情给吓坏了，愣了足有半分钟，才掩面痛哭着跑掉了。
我和许淑芬则被塞进车子，带到了药监局的药品稽查科。因为我们俩在名义上只是店员，所以他们并没有多问什么，只是给我们讲了半天过期药品的危害性和药品法规，然后让我们通知药店的经营者，就让我们可以走了。
我给蒋大彪打了个电话，他听完也懵了，赶紧放下手头的事儿往这儿赶。我和许淑芬都没有走，蹲在大门口等他。
见我抽了半天的烟，许淑芬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小周，别抽了，哪有像你这样一根接一根的，别太上火了，我估计也就是罚款，不至于不让重新营业的。”
我又狠狠地抽了几口，把烟蒂仍掉，问她说：“许姐，你原来和初小雯做过同事，你了解她吗？她是不是和孙仁贵早就认识？”
许淑芬看了我一眼，说：“小周，有的事儿我不太好说，大家都是打工的，我不想在背后计议人家的长短，这不合适。”
我说：“许姐，我知道你为人本分，但是现在药店都成这样了，我总得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儿，死也要死得明白不是？而且我也不傻，虽然他们表面装得不熟的样子，但有些细节蒋大彪看不见，我是看得见的。另外，我还见过初小雯和姓孙的吵过架。你若是知道什么，就告诉我一点儿，行吗？”
许淑芬为难地踌躇了半天，才叹了口气，把她知道的跟我讲了一遍。
这个晚上有点微凉，许是将要下雨的缘故，空气闷得厉害。
面对着满桌子的酒菜，几个人的眼神都有点僵硬，谁也没有开口讲话。
我把酒依次倒满了，端起自己的杯子，也没理会他们，自顾地仰头干了。
小林子和胡学范看了看我，也喝了。
只有蒋大彪还没动，盯着盘子中张大嘴的鲤鱼发呆。
我把杯子伸到他面前，在桌沿儿上墩了墩，他才抬起发红的眼睛看了我一下，然后双手在脸上使劲地搓了两把，端起杯一饮而尽。
我再次把酒倒满，四个人于是就这样无声地喝了起来。
两周以前，药店被勒令停业了。
因为出售过期药品，并对部分消费者造成了不良影响和伤害，我们被处以三万元的罚款，店内的所有问题药物都被罚没。
我们本想着认倒霉，把罚款交了也就算了，但没想到工商对我们的营业执照进行审核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竟然是未经过注册的！
换句话说，这张开药店最重要的证跟假的差不多。
这下的后果可想而知，追罚两万，直接吊销营业执照。
面对着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孙仁贵。
可蒋大彪给他打了几十遍手机，对方都是关机状态，后来他跑去医院找人家，医院的人说孙医生被派到西安去交流学习了，得两个多月后才能回来。
等到这时候我才发现，当初说和人家关系多么铁的蒋大彪，居然连这姓孙的住哪儿、甚至住宅电话是多少都不知道。
但是事已至此，其实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蒋大彪这人性子粗，也容易脑热，被人家玩儿了。
几万块钱进来的药，大多是即将过期甚至已经过期的，我们当初都没想到这一点，谁也没仔细观察。
蒋大彪把罚款都交了，又花了两万多去疏通关系，总算是把无照售药的事儿给压了下去，要不然恐怕整不好还得吃个官司。
可就在我们满心疲惫地准备处理完残局趁早拉倒的时候，又出了一把事儿。
有个妇女找上了门，说在我们这买了一款叫纤瘦的保健品，内服外敷的，结果吃完后全身浮肿、四肢无力，外敷的几处都出现了严重的皮肤破损现象，一片片地起疙瘩，不几天后竟然溃烂了起来。
她到医院做了检查和治疗，住了半个来月的院才稍有好转，但我看她找上门的时候，右边的脸和脖子连接的地方还烂着。
后来她又到药品质检部门去化验，结果问题就是出现在那款保健品上。
现在人家拿着我们店的售货电脑小票、医院开的病历、药检部门开的该保健品检测报告，堵在了门口，非拉着蒋大彪要去法院，说准备起诉他。
纤瘦，又他妈是孙仁贵介绍的，那个所谓全省独家的保健品，药监部门封店时说没有正规批号的，就是这个破玩意。
我们几个都气得咬牙切齿，真想跑西安去把那狗日的孙子抓出来整死。
但眼下要紧的，还是得把这个妇女安抚下来，要是她真整到法院去的话，我们百分之百是个完蛋的结局。
到那个时候，恐怕就不仅仅是没完没了地支付她的医疗费那么简单了，搞不好得又搭精力又搭钱。
没办法，我们四个大老爷们儿只好轮流装孙子，又请她全家吃饭又作揖讨好的，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他们家开出了最后价码：包括医疗费用在内的补偿，我们一次性出八万，就算私了。
前面蒋大彪连交罚款带疏通关系的，一共花了七万多，加上先前他投资到药店里的十万，以及投在他那网络公司里的钱，他那点儿家底子基本也折腾没了。
这横空地又跳出来八万，他急得刷刷掉头发，竟然偷偷地把他那公司停了。
小林子和胡学范虽然对药店搞成这样有点在心里头埋怨蒋大彪，但是自始至终都啥也没说，这次更是拦住了蒋大彪，说这八万由他们俩赔了。
蒋大彪满脸愧疚地说：“不行，得我赔。要不是我的瑟，轻信了那个狗孙子，也不会害你们俩也搭钱进来投资这个药店。先前你俩投的那四万多没办法了，兄弟我只能说声对不住了，怎么能还让你们再往里扔呢？”
小林子说：“说啥呢？你自己也说了，兄弟你怎么怎么，既然是兄弟，我和老犯儿就算再抠再穷，能让你一个人顶？别人都说，朋友之间不做生意，但是咱们既然做了，就别因为钱弄出破坏感情的事儿。店倒了，是咱几个一起倒的，不能全都赖你蒋大彪。要怪就怪那个姓孙的王八犊子。”
胡学范也说：“没错，咱们几个这么多年了，情义比啥都重要。你就别争了，这钱我和林子对半儿出了。”
我看他们争了半天，才拍了拍桌子说：“啥意思啊？你情我义的？合着就你们三个是兄弟，没我啥事儿，是吗？”
蒋大彪在我后背拍了几巴掌，说：“老周，真没你啥事儿，你没工作，也没存款，哥儿几个都知道，你别想别的。”
我一听就来气了，说：“投资的时候一分没让我出，说好了挣了钱还给我分红，咋出了事儿我就也可以俩手一摆，完全没干系了？”
边说着，我边从兜里掏出了一沓钱，拍在桌子上，说：“这是我上次写剧本挣的三万块钱，就知道你们会推来推去的，所以我早就取出来揣着呢。多了我也没有，但这八万要赔的话，得算我一份儿。没工作咋地了？家庭妇女就不能挣钱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这种态度是对我主妇职业最大的侮辱！”
他们三个都用一种怪异的表情瞅了我半天，最后还是蒋大彪噗地乐了一声，有点儿崩溃地说：“你他妈的能不能不在这种时候还整无厘头啊？”
小林子和胡学范这时也缓了缓，拳打脚踢地说：“靠，就是！整得我们这个闹挺！你也太不合时宜了吧？”
我抿了一口酒说：“难不成还哭啊？你看我整这一桌子菜，有吃就吃，有喝就喝呗。不就损钱了吗？多大点儿事儿啊！”
蒋大彪听了，一筷子将鲤鱼头拧了下来，使劲唆了一口，叫道：“说的对！整！”
就这样，几个人推杯换盏，喝了个昏天黑地。
我们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像以往的酒席一样，边喝边吹牛、行酒令、抢肉吃、互相贬损……
这次就连不怎么能喝的我也很是痛快，几乎每一杯都是一口干掉的。
我们似乎都在刻意求醉，似乎都在故意营造某种久违了的放松和气氛，用以彼此安慰。
不知喝了多久，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我们终于一个个地倒下了。
我的脑海似乎有个旋转木马，在不停地转啊转啊，转得我都不记得是谁打碎了盘子，不记得是谁把大葱当烟抽了半天还叫嚷着没有火光，不记得是谁叼个鸡爪子舞舞扎扎了半天……
好像，我们都醉了，醉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待我们清醒以后，除了彼此的友谊，大家都将一无所有。
药店发生的意外，使我和闵娜的冷战状态得到了缓和。
毕竟这么大的事儿对于我和她来说，都不是可以不闻不闻地随之而去的。
尽管家中的经济状况仍然很紧张，但当我提出将写剧本赚的三万块钱稿费拿出来时，闵娜还是二话没说地支持了我。
我也很懂事儿地趁机抛出橄榄枝，主动表示了悔过，并运用“夫妻间床头吵架床尾和”的俗话对她进行了劝导和实际操作，效果十分理想。
虽然我和闵娜又和好如初，但我知道有一件事不能再拖延了。
这几天以来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