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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车，而“拐子”乔治·瓦当开枪扫射。
戴高乐总统的小车队离开巴黎市中心拥挤的街道，进入较宽阔的郊区大道时，车速已接近每小时60英里。马鲁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他知道坐在他后面的那位老将军急不可耐的心情，就把车速又加快了一些。两辆摩托车已经落到了车队的后面。
戴高乐将军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乐意让他们离开。
正在担任了望的巴斯蒂安·蒂尼这时不知道他已经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他在被捕一个月之后，才从警察嘴里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在研究行刺时间表时，查对日历，知道8 月22日到8 点35分才天黑，即使戴高乐的日程比平常晚了一些，也还有充裕的时间。戴高乐这一天的确是晚了。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是1961年的日历，而1962年的8 月22日却在8 点10分天就黑了。这25分钟改变了法国的历史。
8 点18分，巴斯蒂安·蒂尼看到车队沿着解放大街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朝着他飞驰而来。他拼命地挥动报纸。
街对面11米以外的地方，贝尔尼愤怒地努力透过朦胧夜色凝视着公共汽车站旁那模模糊糊的身影。“中校挥动了报纸没有？”他也不知在问谁。
话音刚落，他就看到总统汽车那尖尖的车头闪过车站进入了眼帘。“射击！”
他对脚边的人尖声叫道。他们开火时，车队已到了他们眼前，他们以90度的角度，对一个以每小时70英里速度驶过他们面前的活动目标射击。他们的射击技术还算高明，汽车被十二颗子弹击中了，但大多数子弹是从后面打中雪铁龙轿车的。两个轮胎被击中了，虽然它们是自封式轮胎，但是气压的消失使开得很快的车子全靠前轮在地面上滑行，东倒西歪地向前冲去。正是这个时候法朗索瓦·马鲁救了戴高乐将军的命。
这时，另一个射击手又射中了轮胎，其余的人则向汽车的后窗倾泻他们的子弹。
有几颗子弹射进车身，有一颗子弹在离戴高乐的鼻子只有几英寸处穿过。坐在前座上的阿兰。德·布瓦西尼上校转过身来对总统和夫人大声吼道：“趴下！”此刻，总统夫人立即把头伏在丈夫的膝盖上，而这位将军扭转身子望着后窗叫道：“怎么，又来了？”
马鲁紧握方向盘，慢慢地让车子滑行，同时柔和地逐渐把油门踩下去。雪铁龙轿车在一刹那间失去了动力之后，又重新往前冲向杜布阿大街的交叉处，正是在这交叉处的一条横街上埋伏着第二组“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警卫车紧跟着马鲁的车尾巴，没有挨着一颗子弹。
阿兰·布格勒内把车子引擎开着等在杜布阿大街上，两辆汽车的高速度使他显然只有两种抉择：进行拦截而自杀，让猛冲过来的金属体把他辗成碎片；或者立即合上离合器，连半秒钟也迟疑不得。他选择了后者。当他把车子开出小街，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路线时，他因晚了半秒而不能和戴高乐的座车并行，而是和戴高乐的警卫人员德儒戴和杜克勒警卫队长的座车并行。乔治·瓦当把半个身子伸出右边的车窗，把冲锋枪的全部子弹倾泻在前面的雪铁龙轿车的后部，他从打碎的玻璃窗里似乎可以看到戴高乐的身影。
“为什么不还击，这些白痴！”戴高乐生气地问道。此时，德儒戴原打算对准10英尺以外平行的“秘密军队组织”的汽车射击，但是汽车司机遮住了他的视线。
杜克勒警卫队长对司机大声吼道，要他紧跟总统的座车。几秒钟后，“秘密军队组织”的车子落后了。两名摩托车警卫人员中，有一名因阿兰·布格勒内突然从小街冲出而从车上跌下来。这时，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飞速地向前面的车队靠拢。这样，总统的车队冲过十字路口，向郊外驶去了。
那些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队组织”的射手们来不及互相埋怨，他们急忙离开原来的汽车，跳上预先停在路旁准备逃跑的三辆汽车，很快消失在渐渐降下的夜色之中。
警卫队长杜克勒利用车上的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10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命令把汽车开到直升飞机旁边。
汽车停下来后，一批官员立即围了上来。车门打开了，他们把震惊的总统夫人先扶下车，戴高乐把膝盖上的玻璃碎片抖掉，则从另一边下车，他不顾四周官员们慌张的慰问，绕过车子搀扶住夫人的胳膊。
“来吧，亲爱的，我们回家去吧！”总统对夫人说。
然后，他转过身对其他官员说出了他对“秘密军队组织”这次行动的评价：“他们射不准！”说完，他就扶着夫人上了直升飞机，坐在她的旁边。德儒戴也跟着上了飞机。他们动身去乡间度过周末。
到这时，法朗索瓦·马鲁还心有余悸，脸色灰白地坐在方向盘后面。汽车右边的两个轮胎已被打掉，最后仅靠轮圈向前滑行。杜克勒暗自庆幸，没有出大乱子。
他安慰了马鲁几句。接着就去处理那些必须尽快处理的事情了。
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在打听这桩谋刺事件，但苦于缺乏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只好凭个人的猜想来写报道。然而，法国警方则以保安总局为首，加上特工人员和宪兵队的力量，发动了一次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工作，接着进行了搜捕。
这次搜捕活动仅次于以后进行的追捕另一个刺客的活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尚未弄清楚，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9 月3 日，警方获得了第一个线索。
这和其他一些案件情况有相似之处，是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获得的。
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在一条巴黎通往马赛的公路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坐着四个人的小汽车。这一天，他们已经拦住了几百辆汽车，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当他们检查这辆小汽车时，其中有一个人拿不出身份证，说是已经遗失。警察就把他和另外三个人带到瓦朗斯镇进行例行的查问。
在审讯中，他们知道其他三人和此人无关，因为这三个人仅仅是给此人搭了便车，所以就释放了他们。警察把第四个人的指纹印下来，送往巴黎以便核实他自己所报的姓名。12个小时后，巴黎的答复来了：指纹属于一个30岁的外籍军团的逃兵，根据军法被控有罪。但是他所说的姓名倒是确切的。他的名字叫皮埃尔·德尼·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往里昂的司法警察区分部。马加德在接待室等候审讯时，一个看守他的警察开玩笑地说：“喂，小克拉玛是怎么回事？”
马加德无奈地耸了耸肩回答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呢？”
就这样，马加德一连讲了八个小时，惊呆的警官听着，速记员的笔飞舞着，记了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最后，他把小克拉玛的每一个参加者的姓名都说了出来，还有其他九个人，有人在策划期间担任了某些次要任务，有些人帮助搞了器械。一共二十二个人。
警察的大追捕开始了，这次他们知道该捉谁了。
最后只有一个人逃脱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捉到。这就是乔治·瓦当，他逃掉了，估计和大多数“秘密军队组织”的首领们一起住在西班牙。
对巴斯蒂安·蒂尼和阿兰·布格勒内和其他参与这次阴谋活动的为首人物的审讯和起诉工作是在12月前就完成了。1963年1 月，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判。
当审判正在进行中的时候，“秘密军队组织”又集中力量对戴高乐政府进行了一次全面出击。法国保安总局也竭尽全力予以反击。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的背后，在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外表下面，一场现代历史上最残酷和最激烈的地下秘密战争开始了。
法国保安总局的全称是国外行动与反间谍总局，简称SDECE。它的任务包括在国外搞间谍工作和在国内进行反间谍工作。因此，这两部分工作有时又互相重叠。第一局是纯粹的情报工作，下分几个处，以字母R （法文情报一词的头一个字母）为各处的代号。R1为情报分析处；R2东欧处；R3西欧处；R4非洲处；R5中东处；R6远东处；R7美国和西半球处。第二局主管反间谍工作。第三、四局设在一个办公室里，主管共产党事务。第六局是主管财务。第七局是行政管理局。
第五局的名称叫行动分局。这个局是对付“秘密军队组织”的战斗核心。该局指挥部设在巴黎东北一个肮脏的郊区。里拉门附近的莫尔埃大街上一座毫无特色的楼房里。行动分局有一百来个硬汉子。这些人大部分是科西嘉人，他们练就一身最棒的体格，然后被送往萨托里训练营，在该营一个与其他部分完全隔绝的特别部门里，学习一切有关破坏的技术。他们成为用小武器或赤手空拳——徒手劈杀和柔道——进行格斗的高手。他们还学习无线电通讯、爆破、破坏、用刑或不用刑审问、绑架、纵火和行刺等课程。
他们有些人只会说法语，其余的人能够流利地说好几国语言，并且能在全世界任何首都行动自如。他们有权在执行任务时杀人，并常常行使这种权利。
随着“秘密军队组织”活动的日益狂暴残酷，保安总局的头子尤金·纪博将军最后取消了对这些人的一切限制，听任他们去搞掉“秘密军队组织”。他们有些人参加了“秘密军队组织”，打人了该组织的最高机构。他们只满足于从内部提供情报，而由其他人采取行动。把“秘密军队组织”派进法国或其他地区执行任务的间谍逮捕归案，都是靠打人这个恐怖组织的行动成员提供的情报。有时，警察无法把所要抓的人诱骗来法国，就残酷地把他们在国外杀掉。许多失踪了的“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亲属从此就都认定他们是被行动分局的人干掉的。
对于“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来说，教训是够多的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出卖自己组织的人。
“秘密军队组织”和戴高乐政权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持续的权力斗争的末期，“秘密军队组织”活捉了七个“大胡子”。后来他们的尸体被挂在阳台和电线杆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一场秘密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究竟谁在哪个地窖里死于谁的酷刑之下，这一切将永远不得而知。
剩下来的“大胡子”仍留在“秘密军队组织”内等候保安总局的差遣。他们中有些人在参加保安总局之前是地下黑社会的职业刺客。他们仍保持着以前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地请地下黑社会的老朋友帮助他们为政府干一些特别肮脏的勾当。这些活动使人们认为法国存在一支平行的、非官方的“二警察部门”，据说是在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助手M ·雅克·福卡尔指挥之下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平行的“二警察部门”，这些事情都是由行动分局的刺客或是从那个“社会”里临时借用的黑帮头头们干的。
科西嘉人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是很有名的，他们对于这场仇杀也略知一二。
当七个“大胡子”在阿尔及尔被杀后，他们宣布要向“秘密军队组织”讨还血债。
科西嘉人的黑社会在1944年时曾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他们后来得到的报酬是有权垄断科达聚地区的大部分非法生意。而在60年代初期消灭“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中，科西嘉人则以同样的方式又一次为法国效劳。“秘密军队组织”里有许多成员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科西嘉人差不多，因此这场战斗有时几乎是兄弟间互相残杀。
在审讯巴斯蒂安·蒂尼和他的同伙期间，“秘密军队组织”也在展开攻势。他们这时候的指挥者是曾经在幕后参加策划小克拉玛事件的安东尼·阿古上校。他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具有灵敏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他在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里当过少尉，并且参加了在德国纳粹统治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后来，他曾在阿尔及利亚指挥一个骑兵团。他虽然长得身材矮小，但却是个硬汉子，同时也是一个有战绩而又非常残忍的军人。从1962年起，他就成为“秘密军队组织”
流亡在外的行动首脑。
阿古有丰富的心理战经验，他知道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斗争必须在各方面进行，既搞恐怖活动，也要通过外交渠道及宣传活动。作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部分，他安排“秘密军队组织”的外围政治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负责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同全西欧的报纸和电视举行一系列的会见，用体面的词句说明“秘密军队组织”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