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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伯尔温和地表示异议：“你认为这个人因被警告而撤销了他的任务？但是‘认为’与‘希望’相差无几，现在我还是准备继续查询。”
部长问道：“你所说的这些查询目前的进展如何？”
勒伯尔说：“部长，几个认为有嫌疑分子的国家警方，估计到明天中午就可以收齐资料，照片也用电传传来。有些国家的警方还在继续追查，想尽可能确定这些嫌疑犯的下落，然后再由我们接手。”
桑根纳蒂问道：“你看他们会保密吗？”
勒伯尔回答说：“他们没有理由不保密。每年我们有上百次高度机密的调查是通过非正式的私人关系进行的。好在所有这些国家不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都是反对刑事犯罪的，所以我们不像国际关系中的政治部门那样相互敌视。也就是说，各国警察部门的合作关系是很好的。”
弗雷伊问道：“即使涉及政治罪行也是这样吗？”
“部长，对警察来说这全是犯罪行为。这就是我宁愿联系我的外国同行，也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调查的原因。毫无疑问，我这些同行的上司一定会知道有过这番调查。但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无论在哪儿都是罪犯。”
森克莱冲口而出：“但只要他们知道进行过这番调查，他们就能琢磨出个奥妙，然后私下里取笑我们的总统。”
勒伯尔说：“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要知道，这种事情，说不定哪天就轮上他们中间的某个人。”
森克莱回嘴说：“假如你意识不到有些人因为有人想谋害法国总统而多么兴高采烈，你就基本上不懂政治。总统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公之于众。”
勒伯尔纠正他说：“这不是公之于众，这是极其私秘的通报，只限于一小批人。
这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秘密，这些秘密如果暴露出来，将会毁掉本国一半以上的政治家。这些人中间，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详情。为了保卫西方世界的治安，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假如他们不谨慎的话，他们就不配待在这样的岗位上。“
莫里斯·布维埃生气地说：“宁愿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在追查刺客，也比向他们发出参加总统葬礼的讣告强。我们和‘秘密军队组织’战斗了两年，总统指示说一定要防止成为报界的轰动新闻和公众的话题……”
部长插话说：“先生们，先生们，够了。是我授权勒伯尔先生在外国警方首脑中进行谨慎的查询，而且，是在……”他望了森克莱一眼，“向总统请示之后。”
这群人毫不掩饰因上校窘迫而使他们产生的快感。
部长问道：“还有别的事吗？”
罗兰举了一下手。
他说：“我们在马德里有一个常驻办事处。西班牙有一批‘秘密军队组织’流亡者，所以我们需要设置这样一个机构。我们可以查找那个纳粹分子卡塞尔，而不用惊动西德人。据我所知，我们和波恩外交部的关系并非良好。”
他所暗示的是2 月份的绑架阿古行动和随之而来的波恩政府的恼怒，有几个人会心地笑了。部长朝着勒伯尔扬扬眉毛。
勒伯尔说：“谢谢你们。你们如果能找到这个人的下落就太好了。我还希望其他部门能像过去24小时一样，继续给我提供帮助。”
“那么明天再说吧，先生们！”罗杰·弗雷伊部长说后，收拾起他的文件，会议结束了。
走出大门外的台阶上，勒伯尔深深地吸了一口巴黎夜晚温馨的空气。
钟声敲响了十二下，已经进入8 月13日，星期二。
刚过午夜12点，贝利·劳埃德打电话给托马斯侦探长。托马斯正打算熄灭他的床头电灯，他估计这位外交部情报处的老兄要明天才会打电话来。
劳埃德说：“刚才讲的那件事，我已找到了报告的原件，这不过是当时岛上流传着的谣言的一份普通的报告。这份报告送上去不久后，就被批上了‘不需要采取行动’的字样。我刚才说过，那时我们被不少其他事牵制住。”
托马斯不愿惊动身旁睡着的妻子，轻声地问道：“有名字吗？”
“有的，有一个英国商人最近忽然不见了。当然，他可能与你说的那件事毫无关系，但他的名字与那些谣传联系起来，名字是却尔斯·格尔索普。”
“谢谢你，贝利，到了早晨我再继续查。”他挂上了听筒，睡觉了。
劳埃德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年轻人，他把这次查询以及他的答复写了一份简单的报告给情况室。其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情况室值夜班的人简单地看了一下，因为这是一件关于法国的事，就把它放人外交部法国科的邮袋里。按惯例，第二天早晨就将送到法国科的头头那里。
十四
豺狼照例在早晨7 点半起身，喝了放在床边的茶，洗了澡，刮了胡子，穿好衣服，然后从衣箱的夹层里，拿出一叠钞票共计1000英镑，装在上衣内口袋里，下楼用早餐去了。
9 点半钟的时候，他走出旅馆去找银行。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分别在几家银行里把英镑换掉，其中200 英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其余800 英镑则换成法国法郎。
完成了这项工作以后，他在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然后进行他这天上午的第二件事。经过了几次打听之后，他来到加里布地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这里靠近加里布地火车站，是个工人住宅区。他在街角的一家经营出租汽车间的地方租下了一间，两天的租费是10000 里拉，因为只租用两天，所以租金比一般的价钱要高一些。
到了日用杂品商店，他买了一套工作服，一对金属的夹子，几米细铁丝，一支电烙铁和一些焊条。还买了一个帆布袋，把所买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存放在他的汽车间里。他把汽车间的钥匙装进衣袋后，就到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找了一家上等餐馆用午餐。
在餐馆里，他用电话联系了几家有汽车出租业务的商行后，就乘一辆出租汽车到一家规模比较小，生意也不怎么兴隆的汽车出租商那里，租了一辆1962年的旧“阿尔法”牌运动跑车，并说明他预备在意大利作为期两星期左右的休假旅行，两星期后把汽车送还。
他的护照——英国的和国际的驾驶执照都是齐全的。一小时后，汽车保险的手续也办妥了——出租汽车商行附近就有专门办保险的。汽车押金很贵，差不多相当于100 英镑，到下午4 点时，钥匙插在点火装置上，这辆汽车就归他使用了，汽车行的老板祝他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他在伦敦时已经向汽车协会打听过，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共同市场”的成员国，所以意大利牌照的汽车开到法国去不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只要有驾驶执照、租车证明，还有保险就行了。
他在威尼斯大街上的意大利汽车俱乐部接待处询问到附近一家信誉卓著的保险公司的名称，这家公司是专替国外旅客提供汽车保险保证金的。他在这家公司为自己驶往法国旅行所需的额外保险费付了现款。他们对他说，这家公司同法国一家大保险公司有业务关系，因而它承诺的保险在那里也同样有效。
他离开保险公司后，就驾驶着那辆“阿尔法”小汽车回到大陆旅馆，把汽车停放在旅馆的停车场，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并取出了里面藏着步枪部件的皮箱。20分钟之后，他又回到了那条有出租汽车间的小街，他把汽车开进已租好的汽车间后，反锁好房门，把电烙铁的电线插进了头顶上那盏电灯的灯口，还把一支强光电筒放在他身旁的地面上以照亮汽车的底部，接着他就开始干活了。他花了两小时，把藏有步枪部件的薄钢管紧贴在“阿尔法”跑车底盘内侧的凸缘上焊住。他之所以选择“阿尔法”跑车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在伦敦时看遍了汽车杂志，才知道在所有的意大利汽车中，只有“阿尔法”跑车的那副牢固的钢制底盘内侧有一道较阔的凸缘。
每根钢管都用一层薄薄的麻料织物套住，再用钢丝紧紧地捆绑在凸缘内侧，凡是钢丝和底盘边缘接触的地方都用焊条焊住。
当他干完这些活的时候，他那身工装裤已沾满了汽车间地面上的油污，他的两只手也由于在底盘上捆绑铁丝时过分用力而酸痛不已。可是任务完成了。那几根钢管除非钻到汽车底下去凑近细看，不然根本无法发现，而且要不了多久，上面就会蒙上厚厚的尘土。
他把工装裤、焊铁和剩下的铁丝都装进了那只帆布包，塞在屋内一个较远的角落里的一堆破衣碎布底下。那副金属夹子则放进汽车驾驶座前面仪表板上的小贮藏柜内。
当他最后把手提箱藏人汽车后部的行李仓，把“阿尔法”汽车开出汽车间时，整个城市已经笼罩在一片苍茫暮色之中。他关上汽车间的大门，扣上锁，把钥匙放进口袋，就驾车回到旅馆。
到达米兰后仅仅24小时，他就把一切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他洗了个淋浴，解除一下一天的劳累，把感到剧痛的双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会儿，然后才穿好衣服去喝鸡尾酒和吃晚饭。
他在走进酒吧间之前，先到接待处柜台边停留了一下，要他们在晚饭后替他把账目结清，并要他们在明晨5 点半叫醒他，同时送来一杯茶。
在吃罢第二顿精美的饭菜后，他用剩下的意大利里拉把账结清。11点过后不久，他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伯·奎格利爵士背着双手站在他外交部办公室内的窗口旁边，俯瞰着窗外大片平整洁净的近卫骑兵队阅兵场。一纵队井然有序的近卫骑兵队，正行进在碎石路上，蹄声得得，整齐地向白金汉宫跑去。
这是一幅多么悦目赏心的景色啊！杰斯伯爵士常常在早上站在他的窗口，从外交部望出去，看着这幅最典型的英国景色。看着那些身穿蓝军装的骑兵驶过，看着阳光和那些昂头翘首赞叹不已的旅游者，听着广场上传来马具和马嚼子的丁当声，振奋精神的马的嘶叫声，这就足以补偿他在其他小国家的大使馆中虚度的那些年头了。每次注视着这样的景色，他总是不由得要挺胸、收腹，并由衷地感到一丝自豪。
有时候，他一听到碎石路上响起得得的马蹄声，就会从办公桌旁站起身来，到窗户前站着，看着骑兵经过，然后才回来处理文件。
而有时候，当他回忆起那些从大陆来的法国佬，和德国佬企图以巴黎的皮靴或柏林的长统军靴的沉重的脚步声来取代这些马刺的丁当声时，他不禁要鼻子发酸，马上转回身去埋头于他的公文了。
可是今天早上却不然。今天早上他虎视眈眈地瞪着窗外，使劲闭住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如今显得都看不出了。杰斯伯·奎格利爵士正满腔怒火，当然，他是独自在室内。
他担任着情报处法国科的首脑，不过，这并不是说他拥有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个国家的管辖权。他的职责就是研究那个混乱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它的野心、它的活动，以及经常有的阴谋，然后将那些情况向常务次官做出报告，最终报告到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那里。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那些条件是：他在外交界服务多年，成绩卓著，曾在除了法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他的政治判断一向合乎情理，尽管常有失误，但是照例与当时他的上级的判断一致——这是一项极好的资历，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他错的时候从来没有错得众所周知过，他对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得令别人难堪过，他从来没有支持过一项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与部内最高层人士中占优势的观点不合拍的意见。
他的妻子是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这位大使后来成为国务副大臣助理，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于1937年从柏林送来的一份备忘录，阐明德国重新武装对于未来的西欧不致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但这份备忘录被忽视了。
战争期间，他回到了伦敦，当过一阵子巴尔于科科长，曾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维奇及其契特尼克游击队。当那时候的英国首相听信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菲茨罗伊·麦克来恩的劝告时——此人曾跳伞降落到南斯拉夫去过，他建议支持一位名叫铁托的倒霉的共产党人，年轻的奎格利便被调职到法国科去了。
到了法国科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吉罗德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大振。要不是另一位长期住在伦敦并致力于筹组一支称做自由法国的部队的、资历较浅的法国将军的话，他的主张倒也不失为一项良策。至于丘吉尔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那个法国将军，则是哪个行家都猜不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