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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戛纳起，他就向北行驶，沿着RN85号公路经过风景秀丽的香水城市格拉斯，然后到达卡斯特兰。这个城市在凡尔登河边，河的上游有一座高坝，河水驯服地从萨瓦流到卡达拉希和迪朗斯河合流。
接着他驾车驶向温泉城市迪涅。平原地带的炽热已经落在他的后面，山间的空气即使在夏天也是凉快的。当他停车的时候，还感觉到有点热，但在汽车的飞驰中，习习的凉风扑面而来，松林的清香，田野的炊烟布满空中，他像在洗凉水淋浴一样舒服。
经过迪涅后，他的车跨过迪朗斯河，在河边一家小而幽雅的旅馆里吃了一顿午餐。再往前100 多公里，迪朗斯河像一条灰色的蛇，婉蜒在两山丛中的河谷里。山里的河流，只能说像一条溪，河水里浮游着鱼类，两岸满布着青草。
到了下午，他沿着弯弯曲曲的RN85号公路向北，经过锡斯特龙，仍沿着迪朗斯河上游的左岸，直到公路离开河边转向正北直上，薄暮时分他进入了小镇嘉普。
他本来可以再往前开到格勒诺布尔，但他觉得他不必急于赶路，而且8 月间在小城市找旅馆会更方便些，所以决定住在乡村式的小旅馆里。在镇外的路边，他找到了一家舍尔夫旅舍，原来是萨伏亚公爵狩猎时歇息的房间，依然保持着乡村特色并供应美味的菜肴。
旅舍里有几间空房间，他住下了，洗了澡，穿上了那套灰色夏装，一件丝绸衬衫和针织领带。这时女服务员进来了，他满脸笑容地请求她，她只好答应熨烫他那件在路上穿皱了的格子上衣，答应明天早晨交还给他。
他在一间墙上镶嵌着木板的餐厅里进晚餐，临窗是满布树木的山坡，松林里传出阵阵蝉声，空气是温热的。当他正在进晚餐的时候，一个也在餐厅里进餐的身穿短袖袒胸衣服的女人，向餐厅服务员提出说屋里有点凉意，要把窗子都关起来。
服务员在关闭豺狼旁边的窗户时，问他是否同意。他转过脸去看那个女人，40岁不到的年纪，漂亮而有风度，雪白的手臂和高耸的胸部。她只有一个人。豺狼向服务员表示没有意见，同时向服务员身后的女人微微地点了一下头，那女人向他淡淡一笑。
这顿晚餐是值得赞许的。他要了一份用松木烤的斑纹鳝鱼和用炭火煎的腓利牛排外加香料，罗纳河畔的醇酒，酒瓶上没有招牌，显然是家藏陈酒，是从旅馆老板酒窖里拿出来的。餐厅里每个顾客都喝这样的酒。
在他喝完了冰冻果汁后，听见那个少妇低声对服务员说把咖啡端到休息室里去，服务员鞠躬而退，似乎称呼这女人为“男爵夫人”。过了几分钟，他也要服务员把咖啡端到休息室，他自己则先走了过去。
当晚10点15分时，托马斯接到从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处打来的电话。那时他正坐在办公室的窗前，朝外望着已经冷清下来的街道。这时，餐馆里不再招呼迟来的顾客，汽车也不再往来穿梭了，这一带的办公室已经没有灯光，无人照看，冷落得很。只有这幢特警处的办公楼里却是灯火辉煌，即使很晚的时候也还是如此。
在一英里外喧闹的滨河市区，死亡登记处也是电灯通明。在这里，贮藏着成百万张死亡的英国人的死亡证。托马斯派来的六名警士和两名探员还趴在一大叠文件上。偶尔站起来去找那留下来值夜班的登记处职员核对一下文件。
那个带队的年长的探员打来个电话，他显得那么疲倦，但口气中却似乎是乐观的。因为申请护照的人没有死，所以在死亡登记的卷宗里没有他的名字。现在有一个希望出现了，他们有可能从查对成千上万张死亡登记证的折磨中解放出来了。
“亚历山大·詹姆士·见丁·杜根。”等托马斯回话后，他宣读了这个名字。
托马斯说：“他什么情况？”
“生于1929年4 月3 日，地点是桑博恩·费修利，属于圣马尔科教区，在今年6 月14日通过正式的手续，填写正式的表格申请护照。第二天护照发下来了。6 月17日邮寄到申请书上所写的地址，这个地址可能只是接收邮件的。”
“那么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在1931年11月8 日，也就是他才两岁的时候，就在他家乡的一次公路车祸中被撞死了。”
托马斯思考了一会儿。
“过去一百天之内发出的护照，还有多少份没有检查？”他问。
“大概还得检查三百份。”电话中回答。“那就让其他人去检查吧，万一其中还有另一个冒充的人呢，”托马斯对他指示说，“把工作小组交给别人负责。我要你到收到护照的那个地址去查一下。你找到了那个地方就马上用电话告诉我。如果那里有人住着，就去找住户谈话。把有关那个假杜根的详细情况都带来给我，并把存档的那张附在申请表格上的相片一起带来。我要看一下杜根这小子化了装之后的模样。”
快到11点时，高级探员便来电话了。那地址已找到，是帕丁顿市的一家出售烟草和报刊的小店，就是那种有一扇玻璃窗贴满妓女的地址广告的小店。店主就住在小店楼上，已被叫起来询问过，他说他经办过替没有固定地址的顾客代收邮件的业务，酌收费用。他记不起有哪个常客名叫杜根的，不过可能是那个杜根只来过两次，一次是谈妥由该店替他代收信件，第二次就是来领取他所期待的一封信。探员把一张格尔索普的相片给店主看了一下，可是他记不清了。探员又把护照申请表格上的那张杜根的相片给他看，他说他好像见过这个人，不过说不准。他觉得那个人很可能是戴着墨镜来的。很多到他店里来购买陈列在柜台后面的色情杂志的顾客都戴着墨镜。
“把他带来，”托马斯命令道，“你自己也回来。”
接着他拿起电话，要求接通巴黎。这天晚上在法国内政部的会议开了一半，电话又来了。
勒伯尔在接电话之前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格尔索普不会用他自己的名字进入法国，除非他乘一艘渔船偷渡进来，或者在某个比较偏僻的边境处人境。但他认为一个有经验的职业刺客是不肯这样做的，因为在任何地方检查证件时，会发现他的证件手续不全而遭逮捕，他的护照上没有人境印章。但也没有任何人用却尔斯·格尔索普这个名宇在法国的旅馆登记人住。
总档案馆、边防检查站和巴黎警察局都证实了上述论点，所以会上没有什么争论。
勒伯尔继续分析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这个人没有设法弄到一张假护照，他认为并没有受到怀疑。如果是这样话，警察在他的伦敦公寓就可以把他逮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托马斯警长的人在他公寓里发现衣橱里挂的衣服之间有空档，放衣服的抽屉是半空的，洗漱和刮胡子的用具都不在了。这说明此人离开伦敦出门去了。这个情况也被他的邻居所证实，邻居说格尔索普是驾车到苏格兰去旅行了。
对于这一点，无论英国和法国的警察都是不相信的。
第二种可能性是格尔索普弄到了一张假护照，这就是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搜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还没有进入法国而在其他某个地方完成他的准备工作，但也可能他已经未被怀疑地进入法国了。
听他说到这里，几个在座的人都纷纷提出了质问。
“你是说他很可能在这里，在法国，甚至已在巴黎的中心？”亚历山大·桑很纳蒂急着问。
“问题在于，”勒伯尔解释说，“他有他的时间表，这只有他知道。我们已经调查了72个小时，仍无法知道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的时间表上的哪一点。我们能够有把握的是，这个刺客除了知道我们已警觉到存在着一项暗杀总统的阴谋之外，并不知道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因此只要我们辨明了这个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并且探明了他的行踪，我们就极有希望逮住一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落网的人。”
可是会议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一想到刺客甚至可能就在距离他们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且在那人的时间表上很可能把暗杀总统的日子就定在明天，他们每个人都焦虑万分。
罗兰上校沉思着说：“当然，也可能那个格尔索普，通过那个他不认识的中间人瓦尔米，从罗丹处获悉计划大体上已经暴露后，就离开他的公寓去销毁他的准备工作的物证。譬如说，他的枪和子弹可能现在已被扔进了苏格兰的某个湖泊。这样，他在回家时，就可以在警察面前显得一千二净。在那种情况下，想对他起诉便很难了。”
与会者考虑了罗兰的设想，同意的人逐渐增多。
“那么，上校你说说，”部长说，“如果是你被雇来干这件事，当你知道，虽然你的面目尚未暴露，可是计划已经败露，那时候你将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对策吗？”
“当然，部长先生，”罗兰回答，“如果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刺客，我就会想到，一定有什么地方保存着我的档案。既然阴谋败露，那么警察登门以至于搜查住所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我一定会把物证销毁，那么有什么地方比一座远离本地的苏格兰湖泊更合适呢？”
会议桌周围向他露出一副副笑容，足以表明那些人是多么同意他的推测了。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放手不管。我还是认为我们应当找到这位格尔索普先生。”罗兰上校说。
一副副笑容都消失了。好几秒钟，周围一片沉默。
“我还不大懂你的意思，我的上校。”纪博将军说。
“简单得很，”罗兰解释道，“我们发出的命令是要把这个人找到并且消灭掉。
他可以把他的阴谋暂时抛开，可是他不一定会把他的装备也都毁掉，只不过为了逃脱英国警方的搜查而把那些东西隐藏起来而已。事后他又可以卷土重来，做一套甚至更难识破的新的准备工作。“
“不过，如果他仍在英国的话，英国警察一找到他肯定就会把他拘留的。”有人说。
“不一定。而且我还真的怀疑他们会不会拘留他。他们或许只是认为他有嫌疑，而没有证据。而我们的英国朋友对于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公民自由权’真是敏感得要命。我猜他们可能会在找到他后对他进行盘问，然后由于缺乏证据而把他放走。”
“上校说得当然有理，”森克莱插嘴说，“英国警方靠运气偶尔发现了这么个人。他们这种让一个危险人物逍遥法外的做法，真是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罗兰上校的部门应被授权来一劳永逸地使这个格尔索普不能再为非作歹。”
部长注意到勒伯尔在众说纷纭之际一直一言未发，毫无笑容。
“好吧，勒伯尔，你认为怎么样？你是否和罗兰上校一样认为格尔索普现在已在放弃、隐藏或是毁掉了他的装备和准备措施？”
勒伯尔抬眼看了看左右两边排列着的、期待着听他怎么回答的面孔。
他平静地说：“但愿上校是对的。但恐怕他是错了。”
“为什么呢？”部长的问话像刀锋那样锐利。
勒伯尔温和地解释说：“那是因为他的推理虽然合乎逻辑，却必须以格尔索普确已决定放弃其行动计划为前提条件，而且要以他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为根据。
假如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假如他并没有接到罗丹的消息，或是虽然接到却依然决定照样干下去呢？“
顿时一阵叽叽嚓嚓表示不满和惊慌的声音响起。只有罗兰一言未发。他默默地思考着，从桌子那边凝重地看着勒伯尔。他脑子里想的是勒伯尔真是头脑敏锐，在座的人看来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勒伯尔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一样现实。
就是在这个当口，英国打来了给勒伯尔的电话。这次他去听电话听了20多分钟。
他回到会议桌旁后又向大家讲了10分钟，人人都一声不响地听着。
等他说完后，部长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勒伯尔仍以他冷静的态度从容不迫地说出了他的安排，就像一位将军在部署他的军队一样。会议室中所有的人虽然级别都比他高，却没有一个敢提出异议。
他最后说：“因此，我们就这样投入这场悄悄的、周密的。全国范围的大搜查，要找到这个以新面貌出现的杜根，而英国警方则到航空公司售票处、横渡海峡的渡口等地去查记录。如果他们先找到他的下落，要是他仍在英国土地上，他们就把他逮捕；要是他已经离开英国，他们就通知我们。我们如果在法国境内找到了他，就把他逮捕。如果他是在第三国，我们或者等着他毫无疑虑地进入法国时在边境上将他逮捕，或者……采取其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