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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必然胸有成竹，他早就知道戴高乐总统在这一年一度的解放纪念日这一天，会不顾任何危险出来而不愿待在家里的。他可能考虑到当局会采取的安全措施，特别是当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之后，当局更会加强保卫，但他还是不肯回头的。”
勒伯尔站起身来，不顾部长办公室里的规矩，来回地踱起步来。
“他还是不肯回头，他也不想回头。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得逞，而且能够逃走。为此，他一定有一个想法，这是别人所想不到的，这可能是远距离控制的炸弹，或者一支步枪。但是一个炸弹是容易被发现的，而且它的破坏性太大。因此，他一定是用一支枪，这也是他乘汽车进入法国的原因，他的枪就在他的汽车里，可能焊在车架上或其他地方。”
“但他无法带着枪接近戴高乐。”内政部长大声说。“那一天除少数几个经过检查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接近总统。豺狼怎么能带着枪进入钢制栏杆的范围里面来呢？”
勒伯尔停步望着部长，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但他认为他能进来。过去的这几天，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周折，可他都侥幸没有失败，并且在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国警察力量的追踪下，他还是到达了巴黎，而且还暗藏着枪支；也许又改扮成另外一个，弄到了另一份假证件。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论他目前在哪里，他明天一定会出来的。等到他出来时，我们一定能够发现他。这就需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侦探的一句老格言：把眼睛睁大。
“对于安全措施的安排，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这些安排都很周到，并且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了。因此我想在明天的各项活动中，我都要在场，看看能不能找到他，行吗？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做到这样。”
内政部长有点失望。十几天前布维埃推荐他的时候，说他是法国最优秀的侦探。
部长原本希望他能再提出些好主意，而现在他却说只能睁大眼睛。
部长只得站起来说：“当然，警长，就这样做吧！”
这天深夜，豺狼在朱尔斯·伯纳德的卧室里做准备工作。放在床上的是一双旧的黑皮鞋，灰色毛袜，旧裤子和敞领衬衫，还有一件长军大衣，上面装饰着一排参加各种战役的缓带勋章和一顶黑色的军便帽。这些都是为了假扮成法国退伍军人安德烈·马丁用的。口袋里面还有他在布鲁塞尔找人伪造的证件，这样，假扮退伍军人的准备工作就都齐全了。
衣物旁边还有他在伦敦准备好的绳索，以及装有枪托、弹膛、消声器和望远瞄准镜的五根表面像铝质的钢管，还有一块黑色的橡胶块，里面有五粒爆炸性的子弹。
他从橡胶块里拿出两粒子弹，用厨房工具箱里的钳子，把子弹头去掉，再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他把火药留着，然后把空子弹扔在垃圾箱里。还留下三粒子弹，他认为已经足够了。
他已经有两天没有刮胡子了。脸颊上留着浅金黄色的短茬。他准备明天用一把不很锋利的刀刮掉，再故意留下些胡子茬。在浴室里还有一个香水瓶里面装着原来改扮詹森牧师时用的灰色染发药水和洗涤剂，他洗净了扮舒尔勃格时染成的栗褐色头发，正坐在镜子面前把他的浅黄色头发剪得短了又短，直到头发都能像刷子毛似地矗立起来为止。
最后他又作了一次检查，看明天早晨需用的东西是否都已齐备，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份蛋包菜作为晚餐，坐在电视机前看文艺节目，直到想睡的时候才去睡觉。
1963年8 月25日，星期日，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可以说是夏季热浪的高潮。和一年零三天以前，巴斯蒂安·蒂尼中校和他的伙伴们准备在小克拉玛附近谋刺总统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以后怎样，但实际上，在这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而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酷热的星期日下午的这次行动，才是最后一次了。
当整个巴黎在庆祝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赢得解放十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差不多有75000 人穿着蓝色斜纹哗叽制服，满头大汗地在维持秩序。由于报刊上热情的宣扬，这天的解放日庆祝活动，参加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但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到总统的，因为总统的周围总是被一大群警察包围着。
那些文武官员们这天被邀请参加庆祝仪式，并为能站在总统的周围感到荣幸；但他们都没有觉察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怎么他们都是些高个儿呢？他们和警察们始终站在总统身边，像是一道人墙，除此而外，还有总统的四名保卫人员，形影不离。
总统是近视眼，而他在公开露面时，又不肯戴眼镜，因此看不到在他的身边还有四个大个儿，他们是罗杰·德西埃，保罗·考米迪，雷蒙·沙西亚和昂里·德儒戴。
这四个人，新闻界给他们的绰号叫“猩猩”。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看上去确实像猩猩。实际上，不如说他们走路的模样更像。他们都是精通各种打斗形式的能手，每个人的胸部和两肩的肌肉都十分发达，他们的两臂不能紧靠身体，而只能往外张开。加上他们每人的左膊腋下都藏有武器，使他们更像猩猩了。他们走路时，手掌都是张开的，这是因为便于在紧急时刻能立即抽出武器，投入战斗。
这天上午，在凯旋门的仪式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没出什么意外的事。广场周围的大厦屋顶上，有数百人拿着望远镜和自动步枪偷偷地躲在烟囱后面守卫着。直到总统的车队离开广场，进入香檄丽舍林荫大道，驶往圣母院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爬了下来。
教堂里一切如常。巴黎的红衣大主教在教士们的伴随下，主持了仪式。在他们穿上法衣的时候，也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在教堂奏风琴的楼厢里，也埋伏了两名带枪的警察，监视着楼下的群众，这事连大主教也不知道。至于教堂里一起参加祈祷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便衣警察混在里面。他们并不下跪，也不闭眼睛，但他们也诚挚地进行祈祷，这是警察们传统的祷词：“上帝啊，请不要在我值班时出事儿！”
教堂外面的观众，虽然都站在离大门200 米以外，只要谁把手伸进自己的衣服，立即就会被赶走。其中有一个是为了要在身上抓痒痒，另一个则是为了要取他的香烟盒子。
还是没发生什么事。屋顶上的自动步枪没有声音，更没有什么炸弹爆炸。警察们不但监视着群众，还互相监视着，他们注视着伙伴们是否都佩带规定的胸章，以免豺狼混在里面。有一个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由于遗失胸章，被当场抓住，带到附近的警车上。他的轻机枪当然被缴械了，直到傍晚才被释放。而且，还找来了二十名他的同事来证实他的身份。
在蒙特瓦勒里昂纪念堂，气氛更紧张。但即使总统看得见，他也未做什么表示。
在这个工人住宅区里，这些保安人员估计，只要总统进了纪念堂就安全了。但当总统的车队在这狭小的街道上驶来，在转弯的地方慢下来时，他们又感到很危险，害怕会有刺客伺机行动。
实际上，这正是豺狼选中的时机和地方。
比埃尔·瓦尔雷觉得烦透了。他又热又渴，军外套紧粘在脊背上，半自动冲锋枪的皮带勒在湿淋淋的衣服上，把肩膀擦得生疼。现在正是开午饭的时间，他知道又吃不成了。他开始有点儿后悔，真不该参加共和国保安部队。
他本来在家乡卢昂的一家工厂里工作，后来被解雇了。当他在劳工介绍所等工作的时候，办事员指着墙上的广告画，劝他考虑考虑。画上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并且注明这是一个有希望、有前途，而且很有意义的职业。画上这个人所穿的制服，做得像是巴黎时装专家的杰作，于是瓦尔雷便报名入伍了。
去后才知道住的那座营房外表像是监狱——过去也确曾是监狱，才知道要操练，要夜间演习，要穿上刺得皮肤发痒的哗叽军外套，要在大冷天或大热天气里在街角上一站几小时，搜捕永远也不会落网的犯人。人人都证件齐全，干的也无非是些世俗的和无伤大雅的事情。
而现在却到了巴黎，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卢昂。他本来以为可以观光一下这个美丽的城市，但没有希望啦！在巴比克特上士负责的小队里当差还会有好事吗？无非还是老一套。
“看见那个挡人的栅栏了吗，瓦尔雷。好，就站在它旁边，看着它，别让人挪动它，没有经过特许的，谁也不准通过，懂吗？你的岗位责任很重大呢，小伙子！”
责任重大？嘿！他们为了这个巴黎解放日，真有点兴师动众啊。从外省调来了数以千计的人来补充巴黎的部队。昨天夜里，他的营房里有来自十个不同城市的人，巴黎的士兵谣传说可能有人想搞什么名堂，否则干吗要小题大作呢？谣言总是谣言，结果屁事也没有。
瓦尔雷转过身子，朝雷纳街那边望去。他看守的栅栏只是一道长栅栏中的一段，它横贯整个街面，从一边的建筑物直到另一边的建筑物，从这里沿着街道到“六月十八日广场”约有250 米左右。火车站的正门高广场还有200 米左右。车站正门是举行仪式的地方。他远远地看见有些人在广场里标出老战士们、各级官员们和共和国卫队应该站立的位置。还有三个小时，天哪！还有个完吗？
最早到场的群众开始在栅栏前面聚拢。他心想有些人的耐心真是大得出奇啊！
你想想，就为了在300 米外看看那一大堆脑袋，而据说其中有一个是戴高乐的。
当铁栏杆旁聚集有一百多人的时候，他看见一个老头儿走过来了。他一步一拐地走着，似乎再走不了半里路他就得倒下。那顶黑色军便帽上，已经渗透了汗水，那件长长的军大衣在他膝盖下面左右摇摆，胸前还挂着一排纪念章，铁栏杆旁有几个人充满怜悯的心情望着他。
瓦尔雷想：这些老家伙总是珍藏着他们的纪念章，好像他们毕生就只有这点财产；可能他们中有些人真的只剩下这些东西了。像这个老头儿，连一条腿都牺牲掉了。瓦尔雷望着老头儿从街角拐过来，他想老头儿年轻时一定有两条健康的腿，那时他一定跑过不少地方。这使他回忆起当年在家乡海边时，看见一只老海鸥用一只脚站在沙滩上时的情景。
天哪，如果你在垂暮之年只能靠一条腿一瘸一拐地过日子，再也离不开那根铝制的拐杖，该有多惨啊！
老人跌跌撞撞地走到他面前。
“我可以过去吗？”他畏畏缩缩地问。
“好啊，老爹，看看你的证件吧！”
退伍老军人在衬衫里摸索了一阵，衬衫已经旧得经不起再洗一回了。他掏出两张卡片，瓦尔雷接过来一看：安德烈·马丁，法国公民，53岁，出生于阿尔萨斯省科尔马城，现住巴黎。另一张卡片也是属于同一个人的，卡片上端横写着一行字：残废军人。
“嗯，不错，你是残废人。”瓦尔雷想。
他把两张卡片上的照片都研究了一番。它们都是拍的同一个人，但不是同一时间拍的。
他抬起眼睛，说：“把帽子摘掉。”
老军人摘下帽子，把它捏在手里。瓦尔雷把他眼前的那张脸跟照片上的脸对比了一下，是一样的，不过他面前的人满脸病容。他在刮脸时割破了好几处，割破的地方贴了些小块的纸，斑斑血迹还明显可见。灰扑扑的脸上汗水淋漓，一簇簇灰色的短发凌乱地矗立在脑袋上，因为帽子搞得太急，更加乱成一堆。
瓦尔雷把卡片还给他。“你要上那儿去干什么？”
“住在那儿，”老头儿说，“我靠养老金过日子，我有一间顶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了卡片。证件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区雷纳街154 号。瓦尔雷抬头看看他面前的那所房子。门牌上的号数是132 ，154 号当然还要朝前走一段。他想，没有命令说禁止一个老人回家啊！
“好，走吧。可是别乱闯啊，总统过不了几小时就要来啦。”
老人微笑着，他在收起证件时差点跌倒在地。瓦尔雷伸手去搀扶他。
“我的一个老伙伴今天要领勋章，我是两年前领的。”他敲敲胸前的解放勋章。
“不过那天授奖的只是国防部长。”
瓦尔雷看看那枚勋章，原来那就是解放勋章啊！为了它丢掉一条腿可真不值得。
他想起了他的职责，便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瓦尔雷转过身去拦住了一个想乘机溜过栅栏的人。
“行啦，行啦，走吧，站到栅栏后边去。”
他朝那个老兵看了最后一眼，只见那件大衣闪了一下，就在远处街道尽头紧靠广场的一个门道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