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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啦，行啦，走吧，站到栅栏后边去。”
他朝那个老兵看了最后一眼，只见那件大衣闪了一下，就在远处街道尽头紧靠广场的一个门道里消失了。
贝特太大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吃惊地抬起了眼睛。今天的日子真不好过，警察来察看了所有的房间，她不知道那些房客们要是在家的话该作何反应。幸好除了三户以外，其余的全都去欢度8 月的节日了。
当警察走了以后，她总算可以坐在门旁的老位子上织点毛线活了。两小时以后将在离她100 远的车站广场上举行庆祝仪式，对此她毫无兴趣的。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对不起，太太，我想你能否给我一杯水，我是在等候举行仪式，可又是那么热。”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老头儿，穿着一件军大衣，和她那早已去世的丈夫过去穿的完全一样。左胸前的上排缓带下有几枚纪念章在摆动着。他很沉重地支撑在那根拐棍上，大衣下面只有一条腿；他那憔悴的脸上冒着汗。贝特太太把毛线活叠起来放进她围裙的大口袋里。
“哟！可怜的先生，你就是这样走来的吗？天气那么热，庆祝仪式还要两个小时以后才开始呢。你来早啦！进来，进来。”
她站起来走向门厅后面的厨房去倒水。这个老兵拐着跟在后面。
当她在厨房里放自来水的时候，根本没有听见关门的声音。她隐约觉得有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抓住她的颚骨，她头部右侧耳边的乳突骨下方被一只骨节粗大的手指使劲掐住，顿时只觉得眼前冒金星，手上拿着的玻璃杯掉下来打得粉碎，她失去知觉的身体无声无息地瘫软了下来。
豺狼急忙解开他的大衣，伸手到腰上把本来绑在臀部的右脚上的绳子解开。他把腿伸直，又把膝关节舒展了一下，只觉得一阵疼痛。过了好几分钟后，血液才慢慢地流回到小腿和脚踝部位，不过这只脚暂时还不能着地。
又过了5 分钟，贝特太太的手脚被捆了起来，嘴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把她塞在洗碗槽的下面，关上门走了出去。
在会客间桌子的抽屉里，他找到了各套公寓的房门钥匙。他重新扣好大衣钮子，拿起那根拐棍，像十二天前在布鲁塞尔到米兰去的途中那样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从门缝中往外望，门厅里没有人，他走出会客间把门锁上，慢步爬上楼梯。
到了六楼，他先选定贝郎瑞小姐的公寓，敲敲门，没有声音。一会儿，他又敲了几下，无论是这一家，还是隔壁房间的夏里埃先生的公寓里都没有声音。他拿出钥匙，找到了贝郎瑞的名字，然后把门打开，进了房间，立即把房门锁好。
他走到窗前往外望，在马路对面的屋顶上，穿蓝色制服的人，都已陆续进入各自的岗位上，他到得正是时候。他伸出手打开窗子，把两扇窗页轻轻地往内拉开，直到都碰到墙壁为止。然后他往后退了几步。太阳光照进窗户，在地毯上有一个方形的亮影子。这样一来，房间的其余部分就显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暗处，那么对面屋顶上的人是决不会看见他的。
他走到窗户旁边，躲在拉开的窗帘后面往下看，可以看到130 米外的车站广场。
他又往回退了几步，把一张桌子搬过来，拿开了上面的桌布和一瓶塑料花，又从沙发上拿来了两只靠垫，用这些作为枪垫子。
他脱掉了军大衣，卷起衬衫衣袖，把那根拐棍拆成几节，着地的一头的黑橡胶塞也被旋了下来，露出里面的三颗子弹。为了造成恶心和出虚汗的病弱现象，他曾吞下了从另两颗子弹里取出的火药，直到这时，恶心和冒汗的病象才渐渐消失了。
他从几根管子里拿出了消声器和望远瞄准镜，在最大的管子里拿出枪的主要部分，接着就组装了起来。他坐在桌子后面，把抢镜子放在靠垫上，从望远瞄准镜里看出去，沐浴在阳光下的广场看得清清楚楚。他看到广场里有一个人正在安排庆祝仪式时各人站立的位置，就用枪瞄准他。在望远瞄准镜里，这个人的脑袋看上去就像他在布鲁塞尔郊外森林里树干上挂着的西瓜一样大。
最后，他满意了，又把三粒子弹放在桌子上像一队士兵似地排列着。他用拇指和食指拉开枪栓，装进了第一枚子弹。他想，一枚子弹足够了，其余两枚是备用的。
他又推上了枪栓，直到顶住了子弹的尾部，然后固定住。一切就绪之后，他把枪放在靠垫上，伸手到口袋里，拿出香烟和火柴。
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第一根香烟，靠在椅子上，他还得等待一小时零45分钟。
二十一
克劳德·勒伯尔觉得他仿佛一辈子都没有喝过水似的。他口内发干，舌头贴在上颚上，就像焊住了似的。不光是因为天热他才有这种感觉，而是有点儿慌，许多年来他第一次真正着了慌。他肯定下午会出点事，但是怎么出、什么时候出，他却还没有找到半点儿线索。
这天上午，他去了凯旋门，也去了圣母院和瓦勒里昂山，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天中午，他在部长那里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他感到这些人的紧张情绪已经消失，几乎有点轻松愉快了。只剩一个仪式有待举行了，地点在“六月十八日广场”。他们确信，那里是经过彻底搜索和无缝可人的。
他们这一伙人是在离爱丽舍宫不远的一家饭馆里用午餐；而这时，戴高乐在宫里进午餐。当他们从饭馆出来时，罗兰上校说：“看来这个人已经走了，已经滚蛋了，其实这是他最聪明的办法。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在什么地方冒出来，那我们的人一定能把他逮住。”
这时，勒伯尔一个人心烦意乱地在离蒙帕纳斯大道200 米远处的一群人中间徘徊着。由于距离太远，他看不清广场上有什么事。他一路向站在栏杆边的警察或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提出同样的问题，回答也是一样的：自从12点钟栏杆装起来以后，没有人进去过。
主要的大道上交通已经中断了，小路和胡同里的交通也断绝了，屋顶都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车站本身布满保安人员，因为那里有许许多多可以俯视院子的办公室和顶楼。保安人员还爬上了巨大的机车车库的房顶，居高临下地监视着静悄悄的车站月台，那儿的全部火车已在当天下午转移到了圣拉扎尔车站。
警戒区内的每一幢建筑物都经过搜索，上至顶楼，下至地下室，一处不漏。绝大多数房间都空空如也，住户们已去海滨或山上度假。
一句话，“六月十八日广场”地区是无缝可入的，正如瓦伦丁局长所说的，“比耗子的屁眼还要紧密”。一想起奥弗涅省的那个分局长的这句话，勒伯尔不禁笑了起来。突然间，笑容消失了。瓦伦丁并没有截住豺狼啊，他想。
他穿过小路，凭着他的警察通行证抄近路来到了雷纳街。到处情况都一样，离广场200 米以外的道路全部封锁，人群停立在栅栏外面，除了巡逻的保安队员以外，街上空无人迹。
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吗？没有；有人进去吗？没有，先生。他听见车站广场上的乐队正在给乐器调音。他看了看手表，总统在这段时间里随时都会来到的。
他看见广场上人声鼎沸，看见蒙帕纳斯大道上的另一端有一个车队已经闪进“六月十八日广场”，看见他们驶进车站广场时，警察们都在敬礼。所有街这边的人都盯住这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大轿车；站在栏杆外面的人群，都想往前挤。
他又抬头看看屋顶。小伙子们真不错！屋顶上的监视人员根本不理会他们脚底下的场面，他们俯伏在胸墙上，眼光不停地搜索着街对面的屋脊的窗户，不放过每一个窗户里的微小的动静。
他到了雷纳街的西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保安部队战士纹丝不动地站在132 号附近的铁栏杆旁边。他把证件显示了一下，这个战士站得更挺直了。
“有人过去吗？”
“没有，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值班的？”
“12点钟，先生，就是开始中断交通的时候。”
“没有人从这个口子进去吗？”
“没有，先生；对，有一个老年的跛子进去了，他住在那边。”
“什么破子？”
“一个老头儿，先生，他病得很厉害，他有身份证和残废军人证，住址是雷纳街154 号，我只好让他过去。他真的病了，那么热的天气，他还穿着军大衣呢！”
“穿军大衣？”
“是呀，长长的军大衣，像那些老兵穿的一样，这时候穿大衣也太热了。”
“他有什么病？”
“我看他一定是太热了，是不是？先生。”
“你说他是残废军人，他怎么啦？”
“只有一条腿，先生，还拿了根拐棍，一瘸一拐地走路。”
在远远的广场上，歌声已经响起来了。“前进，祖国的健儿们，光荣的日子来到了……”人群中有些人也在跟着唱这大家都熟悉的《马赛进行曲》。
“拐杖？”勒伯尔自言自语地说，他的声音很低，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那个保安部队战士局促不安地望着他。
“是的，先生。一根拐杖，就像一条腿的人常用的那一种，铝制的……”
勒伯尔跳了起来，他大声招呼那个战士跟着他向街里冲去。
车队在阳光下进入广场，一辆辆汽车，首尾相接地停在车站门口。就在汽车前面，顺着栏杆站着正准备接受勋章的十位退伍士兵。广场东边是政府官员们和外交界人士，几乎都是深灰色的服装，偶尔有人佩戴着红色的荣誉勋章。
广场的西边是戴着闪亮头盔以及有红色羽毛的共和国警卫队，乐队则站在他们前面。
在车站门前的一辆汽车周围，聚集着一群文职官员和总统府的人员，军乐队继续演奏着《马塞进行曲》。
豺狼抬起枪，眯着眼睛朝广场看去。他选中离他最近的那个退伍军人，也就是将第一个获得授勋的那个人。他是一个身材矮小、体格健壮的男子，站得笔直。他的脑袋清晰地出现在瞄准器里，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侧像。几分钟后，这个人面前高出大约一英尺的地方，将出现另一张面孔，傲慢、专横，戴一顶咋叽布的法国军帽，上缀两颗金星。
“前进，前进，万众一心……”国歌的最后几个音符消失之后，全场肃静无声。
共和国卫队长的吼声在车站广场的上空回荡：“举枪……致敬！”戴白手套的手一齐拍击步枪的枪托和弹夹，脚跟一起相碰，发出三次清脆的僻啪声c 围在汽车旁边的人群向两边分开，从中间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形，开始大踏步地走向排成一列的退伍军人。跟在他身后的人群在离那排退伍军人50米远的地方停了步，只有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和另一名官员继续跟着他前行。部长将向总统介绍那些退伍军人，而另一名官员则托着一个丝绒垫，上面摆着十枚勋章和十根级带。除开这两个人之外，就只有夏尔·戴高乐在朝前行进了。
勒怕尔停了步，气喘吁吁地指着一个门口说：“就是这儿？”
“我想就是这里，倒数过来第二个门，他是从这儿进去的。”
勒伯尔走进门去，瓦尔雷跟在后面。他想，在这样紧张的时刻，他还要发脾气，一定是受到上级的申斥了。好吧，如果那些大官儿们要申斥我这个小兵，那么我会说，都是因为我没有让这个小老头儿过来，惹恼他了。
当他进门后，看见小老头正在推动会客间的房门。
“门房到那儿去了？”他叫道。
“我也不知道，先生。”
这时，这个小老头已经用胳膊肘撞碎了门上的毛玻璃，伸手进去，把门打开。
他冲了进去，叫道：“跟我来！”
“好吧，来就来，”瓦尔雷想，“你一定是发了疯了。”
他看见那个矮小的侦探正在检查水槽下面，越过他的肩膀，看见地板上躺着一个老太太，手脚被捆住，不省人事。
“见鬼！”突然间他意识到那个小老头并不是在瞎胡闹。他可能是一位警察局长，他们是在追捕一个罪犯。这本来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事到临头，他却感到不如安稳地待在营房里了。
“上顶层！”小老头大喊了一声，飞步上了楼梯，其速度之快，让瓦尔雷吃了一惊。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跟在后面，一面取下了肩上的冲锋枪。
法国总统走到站在排头的那一个退伍军人面前，稍稍弯下身子听部长介绍他的名字和他在十九年前的那一天所立下的功勋。部长介绍完毕后，总统低头看看那个退伍军人，然后转向捧着托垫的官员，拿起勋章。当乐队轻快地奏起《马赛进行曲》时，身材高大的总统把勋章别在他面前的老人高高挺起的胸脯上，然后他退后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