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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但是我们在法国的内线能给你介绍情况。可能对你会有帮助，他们中有些人是被安插在关键部门的，地位很高。”
英国人考虑了一会儿说：“好的，你们准备就绪后，给我一个简单的电话号码，最好在巴黎，这样我在法国任何地方都能够直接打电话联络。关于我的行止，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只是简单地用电话打听关于总统周围安全措施的情况的最新消息。
但是接电话的对方不应该知道我在法国干什么。简单地告诉他，我同你们的任务有关，需要他的帮助。他知道得愈少愈好。让他仅仅作为情报交换站。他的消息来源也必须是那些有地位的人所提供的内部情报，不要说那些我能在报纸上读得到的废话。同意吗？“
“很好。你愿意完全单独活动，不要助友，不要掩护，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办吧。
那么假证件呢？我们手上有两个非常高明的伪造证件者。“
“我有我自己的，谢谢。”
卡松插话说：“我在法国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和德国人占领时的抵抗运动相仿。
为了协助你的工作，我可以把这整个组织交给你支配。“
“不，谢谢。我还是愿意靠我自己隐姓埋名地来干，这是我最好的武器。”
“可是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可能需要逃跑……”
“除非是你们这方面出问题，我是不会出差错的。我将和你们的组织毫无联系地进行活动，也不让你们的组织知道。卡松先生，原因和我之所以坐在这里的原因相同：你们这个组织里到处是特务和坐探。”
卡松看上去气得要爆炸。蒙克雷闷闷不乐地凝视着窗子，挖空心思地想如何很快地弄到50万美元。罗丹沉思地凝视着桌子对面的英国人。
“不要激动，安德烈。这位先生愿意单独工作，就这么办吧。他习惯于这种方法。我们花50万美元雇的一个人不会像我们自己的射手那样需要那么多人来侍候。”
“我想知道的是，”蒙克雷咕哝着说，“我们怎么能那么快地搞到这么多钱。”
“用你们的组织去抢几家银行。”英国人轻松地建议说。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问题。”罗丹说。“在我们的客人回伦敦前，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保证你不会拿了第一笔25万美元就逃之夭夭呢？”卡松问。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先生们，我想洗手不干。我不想有半个军的前空降部队来追捕我。这样我所花的保护自己的钱就比我所得的钱要多，钱很快就会花完了。”
卡松接着说：“那么在你完成任务以后，如果我们拒绝支付其余的25万美元，那你又怎么办？”
“理由相同，”英国人圆滑地回答，“在那种情况下，我必须用自己的钱进行工作，目标就是你们三位先生。虽然这么说，但我不相信那种情况会发生。你们以为如何？”
罗丹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好，假如一切都谈妥，我想我们不必让客人多耽搁时间了。还有最后一条，你的名字。如果你愿意隐姓埋名，那你也需要有个假名字或代号，你有什么想法？”
英国人想了一会儿说：“我曾谈过打猎，用‘豺狼’这个词怎样，这个名字可以吗？”
罗丹点点头：“很好，事实上我很喜欢它。”
他陪着英国人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维克托走了过来。罗丹第一次面露笑容，并把手伸出来给这位来客。
“我们将根据协议尽快地办到，同时你是否可以先开始策划，这样就不至于浪费时间。”
“当然。”英国人回答说。
“晚安，豺狼先生。”
维克托看着客人像来时一样悄悄地离去。
英国人在机场旅馆里住了一晚，早晨搭第一班飞机回伦敦去了。
在克莱斯特旅馆里，罗丹面临着从卡松和蒙克雷那儿来的一连串的问题和责难。
他们俩从9 点钟一直到午夜，连续三个小时都在动摇着。
“50万美元，”蒙克雷反复地说，“我们到哪里去搞到这50万美元？”
“我们可以采用豺狼的建议去抢劫几家银行！”罗丹说。
“我不喜欢那个人。”卡松说。“他要单干，不要同伙，这类人是危险人物，没法约束他们。”
罗丹结束了这场争论。他说：“瞧你们两位，我们一起想出了一个计划，我们一起同意了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找到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能够刺杀戴高乐总统。现在需要的就是钱。我对这样的人是有所了解的。如果有人真能干这件事的话，我想就是他了。现在我们得加紧工作。让我们干我们的，他干他的吧。”
三
1963年6 月下旬，到整个7 月，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枪劫案，许多银行、珠宝店和邮局遭到抢劫，那猛烈的程度在当时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这些抢劫罪案的详细情况。记载在警方的档案里。
全国各处，从南到北，许多银行被拿着手枪、短枪或手提机关枪的人所抢劫，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在那段时期，珠宝店里的橱窗被打破，贵重珠宝被抢走，已成为很平常的事。而当地的警察，面对着那些发抖和流着血的珠宝商和店员们，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的管区内又发生了另一件相类似的案件，他们被请走了。
当人们奋起抵御强盗抢劫时，有两名银行职员在不同的城市里被枪杀了。到7月底的前几天里，情况越来越严重。共和国保安队，那是每个法国人都熟悉的反暴力部队，首次用机关枪武装起来了。那些到银行里去的人必须在大厅里先接受一个或两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共和国保安队士兵的检查，每个士兵都配备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提机关枪。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银行家和珠宝商们对这次抢劫风波，向政府提出了强烈的责难。为此，警察在夜间增加了巡查次数，但是毫无用处。由于这些强盗不是专搞偷窃的小偷，专门在深更半夜悄悄地撬开银行金库的那些人，而是一批持枪并戴着假面具出现的暴徒，只要稍稍惹怒了他们，他们就准备开枪射击。
最危险的时间是在白天，全国任何银行和珠宝商都可能在买卖进行时，突然看到两三个手持武器的蒙面人闯进门来，大声吼叫：“举起手来！”
7 月末，有三个强盗在不同的枪劫案中受伤并被抓获。这三个人中，有的是打着“秘密军队组织”招牌进行一般不法行为的无名歹徒，有的是不久前曾承认自己是“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前殖民军逃兵。不论警察局的审讯如何严酷，三人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为什么这股抢劫浪潮如此突然地席卷全国。他们只供认是受他们集团的头子指使，去抢劫某某银行和某某珠宝商的。警方最后认为犯人并不知道抢劫的目的，他们只是奉命抢劫，是坐地分赃的小人物。
没过多久，法国当局就发现“秘密军队组织”是这次突发的抢劫浪潮的幕后人，为了某些原因急需用钱。直到8 月上半月，当局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现了这些情况。
6 月下半月，对银行和其他可以迅速抢到珠宝钱财之地的洗劫浪潮已相当严重。
因此，颇受尊敬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大队长莫里斯·布维埃专员接管了这类案件。在塞纳河畔凯德索菲弗街36号司法警察署的总部里，这位大队长有一间异常狭小然而事务繁忙的办公室，墙上的一张图表标明了所抢现款的数目和所抢珠宝的估价。到了7 月下半月，总数已远远超过200 万新法郎或40万美元。据这位大队长估计，即使扣除一笔适当数目作为进行抢劫所需的开支，再加上付给进行抢劫的歹徒和逃兵的报酬，还能剩下相当大的一笔钱。
到6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有一份报告放在法国保安总局局长尤金·纪博将军的桌子上。这份报告是从他驻罗马的办事处送来的。大意是说“秘密军队组织”的三个领袖人物，马尔克·罗丹、卢内·蒙克雷以及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在一家旅馆的最高一层楼上。报告补充说，他们住在这样一个高级区域的旅馆里，房费一定是很高的，而他们三人却占用了整个一层楼，而且把下一层楼提供给他们的守卫人员住宿。他们用一名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兵保卫着，日夜守卫，每班不少于8 名，他们都不敢冒险出去。情报人员起初以为是在召开会议，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发现他们仅仅是采取一种特别小心谨慎的措施，以免造成另一次绑架，像安东尼·阿古那样遭到逮捕。
尤金·纪博将军看到那些恐怖组织的头面人物现在像胆小鬼一样躲在旅馆里，不仅露齿一笑，然后像往常一样把报告作为例行公事归了档。
今年2 月，法国人在慕尼黑的伊登·沃尔夫旅馆绑架阿古的事情，波恩的德国外交部始终认为这是一件侵犯主权的行为，经常以此责难法国外交部并提出抗议虽然这一事件仍然烦恼着他，但他对于他的情报人员出色的工作，还是感到非常高兴。
作为对自己工作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深知政治和外交真实情况的人，他知道他很不容易再得到一次许可去组织一次类似的绑架。一直到后来，当他了解到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的领袖人物为什么要对他们自己的安全采取十分小心谨慎措施的真实情况后，才使他清醒起来。
在伦敦，从1963年6 月下半月到7 月上半月，那位职业刺客即豺狼一直小心翼翼地按计划行事。从回来的那一天起，他主要是搜集和阅读一切有关戴高乐的或戴高乐写的文章。他只需前往当地图书馆查看一下有关戴高乐的最新书籍，就搞出了一份关于他的研究对象的相当全面的书目。
然后，他用假名和帕丁顿区普雷特街的一个转信地址，写信给各著名的书店，通过邮购买到了必要的书籍。他在自己的套间里，每天浏览这些书籍直到深夜。他在脑子里给法国爱丽舍宫的那位执政者勾勒了一幅极为精细的画像，从童年直到目前为止。他搜集的资料有很多是毫无用处的，但他偶尔会在一个小练习本上记下他的某个怪癖或某个性格特点。这位将军的第三部回忆录《宝剑利刃》，对了解这位法国总统的性格颇有启发。夏尔·戴高乐在这本书里极为清晰地阐明了他个人对于人生、祖国和自己命运的看法。
豺狼这个人既不迟钝，也不愚笨。他博览群书，计划周密，并有能力把大量事实情况贮存在脑子里，以备将来有一天会用到。
虽然豺狼通过阅读夏尔·戴高乐的作品和熟悉他的人的著作，对这位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国总统有了全面的概念；但是这并未解决自6 月15日在维也纳罗丹房中他接受这项任务以来一直困惑着他的问题。直到7 月的第一个周末，他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应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动手”？
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只能前往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以他惯用的假名填写了进入阅览室进行研究工作的申请表格后，开始翻阅法国最大的《费加罗报》日报。
不清楚他是在什么时候得到了答案，但是可以大致估计出是在7 月7 日后的三天。在那三天内，他起初是从一位专栏作家于1962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一点启发，然后查阅了自戴高乐1945年出任总统以来历年的报纸材料，这位刺客终于解答了他自己的问题。
据他判断，在那些年里，有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夏尔·戴高乐哪怕身体不适或天气不佳，都会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在公众前露面的。从这一点开始，豺狼的准备工作就从研究阶段转入了实际策划阶段。
在他考虑最后的行动计划之前，他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思索。他在公寓里躺着，仰望着刷成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习惯用的过滤嘴长支香烟。
在他最后决定谋刺计划以前，至少考虑过十余个方案，一个方案成熟了，然后又放弃掉。他计划着如何干，什么时候干，以及在什么地方干。最后他做出了决定。
豺狼非常清楚地知道，1963年的戴高乐，不仅是法国总统，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是戒备保护最严密的人物。事后证明，要刺杀他，比刺杀美国总统约翰·弗·肯尼迪更为困难。虽然这个英国职业刺客并不知道法国的安全专家们曾经得到美国的许可，有机会研究美国安全当局保护肯尼迪总统的安全措施。但他们回来后私下里表示看不上美国保安的保护措施。法国专家们拒绝采用美国的方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法国专家对美国保安方法的否定是正确的。因为1963年11月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一个近乎疯狂的职业刺客刺死。而戴高乐则好好地活着，平安退休，最后病故在自己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