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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之前在电话里说的问题，我已经帮你找到了，你先看看，这都是我刚联系到的电影，如果不满意的话，我再帮你继续找。”姜帝圭笑着打开笔记本电脑，翻开文件档，递给韩佳人。
韩佳人连忙接过笔记本电脑，当她看到文件档里有十多部电影的时候，顿时感到受宠若惊，这才多久时间，算上她打电话联系姜帝圭，到她到达姜帝圭公司的时间，也才一个小时都不到吧，这么点时间，姜帝圭就给自己已经联系好了，而且还十多部电影。
一瞬间，韩佳人把之前猜测姜帝圭跟卢德双关系推翻，直接上升到了更亲密的程度。
第779章一个时代的记忆（上）
“就这四部电影？”
“内，就选这四部！”
“那好，我通知他们的负责人去找你！”
“内，真是麻烦姜社长了。”
“不用这么客气，以后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
在告别了热情相送的姜帝圭，韩佳人恍恍惚惚的驾车离开了忠武路，直到现在，她都还没有回过神，没想到问题就这么轻松的解决了，更让她讶异的，还是姜帝圭跟卢德双到底是什么关系，姜帝圭为什么会这么热情的帮忙，肯定不是卢德双说的那样，姜帝圭是他的朋友这么简单。
确实，韩佳人猜测的没错，卢德双跟姜帝圭的关系确实不简单。
首先，卢德双已经入股了姜帝圭的公司，占股还不少，是姜帝圭公司的大股东，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当然，这次姜帝圭之所以会这么热心的帮助韩佳人，自然是给卢德双面子，因为，在卢德双的帮助下，姜帝圭下半年将要到美国拍电影，而电影的投资人，正是卢德双，你说他能不热心吗？
……………………
姜帝圭这边刚帮韩佳人解决了电影的问题，卢德双这边也遇到了一个上门求助的人，而这个人的请求，恰恰还是卢德双想要拒绝，却偏偏拒绝不了的人，他就是北电导演系教授——谢非！
一些年轻人，或许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对年长者来说，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942年，谢非出生在硝烟弥漫的霞北岩安，母亲是一名老红军，父亲谢爵载后来成为新华夏的首任内务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
而在那个时局紧张的抗战年代，电影对于生长在窑洞里的谢非来说，还只是一个城市里才有的传说。
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不到七个月，谢非就火急火燎地呱呱坠地了，而当时医疗和营养条件，都非常的落后，不由得让父母为他担忧，便给襁褓中的这个婴孩，取了一个象征“长流不息”的乳名：延河。
小“延河”喝着延河水长大，懵懂中迎来了抗战胜利，又在闪烁的记忆碎片里度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
从七岁开始，谢非与供和国都迎来了各自美好的十年。从八一小学、一○一中学、北平四中，到修习书法、表演戏剧，这位少年逐渐展露出自己的文艺天赋，这连老成持重的法学家父亲，也未曾想到。
谢非读北平四中时，和同学一起写剧本、演话剧，甚至还男扮女装反串过一把校园话剧《蔡文娇》。后来，受爱好收集电影说明书的姐姐影响，谢非迷上了电影。
“以后我将看电影的感想，对影片的艺术处理及演员表演作初步的评论得出结论，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是一段文理不太通顺的表达。谢非以此语立下“志向”，一头“栽进去了”，坚持从1957年到1962年写了三本厚厚的观影笔记。他平均每月要看十五六部电影，两天看一部，每部都有分析评论。
谢非与谢爵载年龄相差五十多岁，父亲对他更多是精神上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身教。谢爵载身担要职，没有太多时间直接过问儿子的职业规划，但他却给予谢非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
其实，选择电影作为终身职业，对于谢非有些阴错阳差。他原本的志愿是去苏联学习俄罗斯的文学和历史，翻译和研究俄罗斯小说。然而，这个计划因中苏关系恶化而搁浅。
自此，谢非报考了北平电影学院，踏上了自己热爱的电影之路。
谢非与新华夏一起成长，他对于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忧患意识”有着清醒认识。一种“供和国情结”渗透在谢非的电影作品里，那是对传统价值规范的坚守，是个体与祖国命运的紧密相连。
1979年底，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全国电影创作会，杨岩晋、薛静的《苦恼人的笑》，藤闻骥、武天明的《生活的颤音》，黄键宗以副导演名义拍摄的《小花》，都让观者眼前一亮。
而1980年武贻弓的《巴山夜雨》、1981年郑董天的《邻居》和章暖忻的《沙鸥》的出现，以及后来陆续摘得的“金鸡”“百花”等多个奖项，正式宣告了华夏电影“第四代”的登场。
“第四代”坚持创作与理论互动，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初滥觞一时的电影创新思潮。恰如他们在“北海读书会”写下的宣言：“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
谢非，则是“第四代”中将主体性立场和个人化的诗情咏叹坚持得最长久的一位。虽然在“第四代”的早期，他并不是领跑者，但却几乎是“第四代”导演中唯一的一位将作者立场贯彻始终的实践者。
谢非一共执导了9部作品，其中他自己认同的有6部，包括再现“供和国一代”共同记忆的《我们的田野》，改编自文学名著的《湘女萧萧》，挖掘人性深度的《香魂女》和《本命年》，体现“第四代”诗化意识的《黑骏马》，以及少数民族题材的《益西卓玛》。
谢非的创作伴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起伏，苏联诗电影的风格影响了他的电影语法，文学名著为他的电影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少数民族题材让其才气任意驰骋。他以诗化影像颂扬理想主义，其作品民族韵味与东方气质并存，人文关怀与文艺坚守共俱，形成了富含人文气息的电影流脉。
1974年至1975年，谢非在北平电影制片厂做影片《杜鹃山》的场记和《海霞》的副导演。谢鉄丽、程怀皑、钱将成为他专业实践课程的老师。他至今仍保留着拍《杜鹃山》时记录的分镜头剧本原始稿，“第三代”导演人的认真细致以及道德品格，给了他极大影响。
谢非执导的头两部电影，并不被他自己认可。
那时，“四人帮”刚刚倒台，大家的思想还并未完全扭转，经过十年的动乱，他急切地想要争取实践与创作的权利，于是便和郑董天联合执导了影片《火娃》和《向导》。
谢非认为，这两部电影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论的产物，其内容与形式与他个人的艺术理想并无太大联系。但《火娃》的失败也让他习得一课，当停机粗剪后，他才发现情节不够，全片长度不到70分钟，需要大幅度的补拍。
谢鉄丽看样片时说：“看来，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这句话让谢非铭记终生。
1965年，谢非23岁，刚毕业便遭遇“闻革”，最初，他与同辈青年一并以狂热的激情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直到“闻革”后期，他才猛然醒悟。
十年浩劫结束了，大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概括一切，真实表现复杂而丰富的人性才是文艺的要义。谢非也在自我反思，并推出了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片《我们的田野》。
而《我们的田野》成为当时伤痕与反思的主流文艺风潮的代表作之一（当时有一批对“闻革”进行控诉和反思的电影如《苦恼人的笑》《天云山传奇》等）。谢飞的这部“处女作”真诚、抒情，但人物塑造稍弱，而他满溢的理想主义，也使影片温情有余，批判不足。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理论界出现了一种文化反思热潮。谢非感觉到，不能只以苦情控诉曾经的灾难，而应该从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去求解进步之难与“闻革”之源。影片《湘女萧萧》便是他这一阶段的反思之作。
电影《湘女萧萧》改编自沈崇文的名作《萧萧》，故事描写了一位12岁的童养媳受尽苦难，终于熬成婆婆，但又把相同的灾难带给她的下一代的故事。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就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怪圈，制约着故事中的每一个人。
“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沈崇文的这句话被印上了片头，成了题眼。电影也首次出现果。体和“野合”的场面，突破了传统电影中“性与果。体的禁区”。
与《我们的田野》相似，《湘女萧萧》摄制组多用学校的人马，从而做到了经济上的宽松，学术艺术氛围浓厚。影片于1988年获法国第四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第二十六届西班牙圣塞巴斯提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还作为我国首部进入美国商业发行网的影片，在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地上映。
第780章一个时代的记忆（下）
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谢非的电影越发成熟。
从《我们的田野》中的理想主义到《本命年》的生命底色，谢非对人性与社会的认识更进一步，而到了《黑骏马》时，他更是返璞归真，重新回归到诗意的精神家园。
1986年至1987年，谢非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开阔眼界之余，他也开始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事物的多面性。
回国之后，谢非迎头碰上了市场经济和文化转型，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创作也都开始聚焦这种社会变革。谢非反思，自己前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过于单薄，他开始深入挖掘更为丰富真实的人性。
于是，谢非将柳恒的小说《黑的雪》搬上银幕，即1988年的电影《本命年》。
影片展示了个体户青年李慧泉苦恼而又无意义的生活，刻画了一出丧失理想和信仰后的人生悲剧。谢非想以此“为一代青年立传”，表现社会变动在城市普通人身上的反映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与《我们的田野》相比，《本命年》同样将镜头聚焦在年轻人身上，也同样是对真诚、理想和美的呼唤，但泉子无意义死去的灰暗结尾却与《我们的田野》中的理想主义截然不同。
这种客观冷峻的呈现，恰恰表明了谢非对生活的认识更为清醒和成熟。
另外，演员江文，摄影师肖封（章艺谋的同学）、录音师武凌（田庄庄、江文的影片都由她录音）等“第五代”青年影人的加入，也使这部电影颇具几分现代色彩。
此后，谢非继续着自己对人性的思考，拍摄了《香魂女》（1993年）。影片表现了一个复杂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既折射出华夏农村妇女命运的不幸，展示了她们纯洁、辛勤和坚强的本色，同时也对她们的愚昧与不觉醒进行了温和的批判。
1993年2月，电影《香魂女》和《喜宴》在第四十三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同获金熊奖。相比之下，黎安的《喜宴》更多是站在西方价值观的立场上，对文化的包容性进行肯定，而谢非的《香魂女》则更多地表现为东方乡土社会对于精神文化观念缺失的集体无意识的批判。
《香魂女》还获得1993年度政府优秀影片荣誉奖、美国芝加哥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香江金像奖十大华语片奖，以及1999年法国亚洲电影节公众大奖等殊荣。
20世纪90年代，急速发展的华夏社会被卷入风起云涌的商业化大潮。
谢非拍摄速度虽然减缓，却仍于困顿中另辟蹊径。
他以少数民族故事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别样的风俗继续探讨人性，呼唤理想主义——根据章承志同名小说改编的《黑骏马》（1995年）便应时而生。而作家梁小声说，选择拍摄《黑骏马》，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悲壮的事。
这部电影就像一首赞美辽阔草原之母的抒情诗，影片中带有神奇色彩的黑骏马，悠长婉转的牧歌，广袤无边的草原，都成为蒙古族人精神的一种表征。男主角回到成长的草原，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返乡之旅，也得以寻回遗失的人伦温情。
在以索米娅等人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白音宝力格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文化”的二元对立中，谢非试图复归人类的精神家园。电影温柔敦厚的影像，也成为“第四代”诗化镜语的极佳样本。
《黑骏马》获1995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音乐艺术成就奖，魔都影评人奖最佳影片奖与最佳导演奖，以及俄罗斯第五届圣彼得堡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
除了导演身份之外，谢非还是一名教师，一个管理者，一位呼吁者和活动家。
他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后又赴美考察西方教育制度。他身兼诸多电影机构要职，还亲自操办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其多重身份相互交织，构成了“复杂”面貌。
1965年，风华正茂的谢非毕业留校任教，就在他满心欢喜准备大展宏图之时，“闻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