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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俘虏交待，日本军马共有数百匹，粮草都堆放在小学堂内，他们来自黄河北岸，走了很远的路程。至于日军队伍人数多少，部有哪些番号，携带哪些装备，任务是什么，台湾军夫一概摇头不知，令侦察兵空欢喜一场。
黑夜的大海开始退潮，眼看东方天际现出一丝淡淡的鱼肚白，雷金刚呼吸沉重起来，一颗心越来越冷。因为天亮以后侦察兵将被迫撤退，捕俘行动不得不中止，可以想见这个失败的结果对于侦察兵来说意味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
战场上的成功，有时靠勇气，有时却得靠运气。就在雷金刚已经不抱希望，正要下达返回命令之时，埋伏在前方的侦察兵忽然发出信号，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果然，公路上很快出现一对雪亮的灯光，随着马达声由远而近，原来是一辆迷路的日本吉普车送上门来。
喜出望外的侦察兵一拥而上，当场活捉车上的日本人。
这次自投罗网的俘虏没有让人们失望，汽车上除了司机外，还有一个身穿黄呢军装的日本联络军官，军官携带的公文皮包里面装有指挥部急需的作战地图和文件。
特务队胜利完成任务，受到上级嘉奖。
经查明，攻击毒城县和出现在民权地面的敌军同属一支部队，他们得到的作战指令十分明确，那就是直插陇海铁路，坚决切断薛岳兵团的退路。该股敌人不是一个大队或者联队，甚至也不是一个旅团，而是一直盘踞在黄河北岸虎视眈眈，素有“支那克星”之称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
蒋介石在郑州的警告不幸言中，土肥原不仅过河了，而且锋芒所指正是中原我军的生命线陇海铁路。
委员长面前浮现出一张目光狡诡的肥胖面孔来。
他对这个前日本远东特务头子可谓并不陌生，他们毕业于同一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曾与土肥原会面，领教过这位日本同学的狂妄、阴险和狠毒。由于土肥原领导的满洲特务机关日愈成为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蒋介石密示戴笠：“严防此贼，伺机除之”，只是因为日本人防范严密，戴笠未有机会下手。令蒋介石始终费解的是，日本天皇何以御批特务头子当师团长，这不是等于派陆地人员指挥驱逐舰吗？蒋介石相信自己再专断也不会糊涂到派戴笠去前线指挥打仗。
作战室里已经聚集着一群高级将领，他们个个面色凝重屏息敛气，很显然敌人长途偷袭的情报令他们深感震惊和意外。本来日军占领徐州后已经停止前进，前线呈现两军对峙的平静局面来，但是土肥原的铤而走险却如石击水，令本已明朗的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蒋介石缓缓扫视众人说：你们都说说，土肥原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何应钦答：总参谋部认为，这说明华北派遣军不甘心与我军对峙，寺内寿一要不顾一切在薛岳兵团背后打进一颗棋子，强行切断陇海铁路，然后逼我军决战中原。土肥原就是这颗不自量力的棋子。
军政部长陈诚大声说道：曰军表面上占领华北广大地区，但是兵力十分空虚，在此背景下土肥原师团再次犯下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卑职以为这正是我军一个难得战机，应集中兵力聚而歼之。
副总长白崇禧则进一步指出，去年我军制定“北方阻击，南方出击”的战略方针已经奏效，避免在华北战场与敌决战。而第十四师团自华北登陆以来没有打过像样的硬仗，土肥原又为非职业军人出身，难以对我军战力作出正确判断，所以现在到了让敌人加倍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蒋介石仔细倾听将领发言。
中原战区风云突变，看来华北派遣军根本不打算服从东京大本营那个“不得扩大战面”
的命令，寺内寿一的战争野心像匹脱缰野马，他要自行其是地行动，独自攻占中原甚至武汉。蒋介石在心里蔑视敌人，但是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委员长口气平静地询问白崇禧：土肥原区区一个师团竟敢单独冒进，深入我中原战区腹地，难道他不怕被我军一口吃掉吗？
白崇禧答道：“自抗战以来，敌人以师团为单位的作战格局已经形成，他们狂妄地认为我军绝无击破或者全歼其一个师团的战力。仅以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为例，该敌人长驱直入华北备省达数千公里，并末遭遇大规模战斗和重创，卑职认为我军反击的战机即存在于此。”
蒋介石微微颔首，若有所思。在各省地方军队中，他最赏识的将领莫过于眼前这个被称作“小诸葛”的白崇禧。
蒋介石又问道：“若我军未能吃掉土肥原，当如何？”
白崇禧稍一思忖答道：“那就坚决将其击破或者赶过黄河，消除中原心腹大患。“蒋介石背着手离开座位，他感到自己内心正在被某种东西，准确说是被一种取胜的**和激情涨满。如果说在抗日战场上委员长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以战逼和”，遏止日本人攻势变被动为主动的话，那么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他同样急需一场鼓舞人心的重大胜利来渡过信任危机，巩固统治地位，给汪精卫和所有反对派迎头痛击。所以中原这一仗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军事上，更是一场政治仗，不仅要打，而且必须取胜。
委员长转过身来，厉声宣布说道：“总参谋部马上制定豫东作战方案……．我要求你们，调集精兵强将，坚决全歼这个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
对亲日派领袖汪精卫来说，1938年春季的日子注定不大好过，因为反复无常的天气和动荡不宁的形势都令他身心备受折磨。
潮湿天气最易引发枪伤，因此汪副总裁往往要靠止痛药来坚持工作和同病痛作斗争。枪伤是一位神秘刺客的礼物，曾经以行刺满清摄政王誉满天下的革命志士汪精卫不幸也为刺客所刺，真乃天下一大奇闻。
抗战前夕的1935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一个假扮记者的爱国青年突然连射数枪，汪精卫当场血溅中央大礼堂。虽然后来汪精卫经抢救大难不死，但是多年之后最终还是这个陈1日枪伤要了他的命。尽管有关刺客身份动机以及幕后指使的谜底始终迷雾重重，然而汪精卫心里明白，他的亲日派主张和言论就是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遇刺后的汪精卫表面有所收敛，实则却把亲日言论加紧付诸实施。据战后披露文件表明，起初蒋介石对于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暗中控制，谈判代表必须分别向蒋、汪进行汇报，只是到了后来形势变化，蒋介石穷于应对战争，党内大权旁落，谈判渠道遂逐渐为汪精卫所控制，才有了后来的高宗武秘密访日、上海“重光堂会谈”和轰动一时的汪精卫出走事件！
（未完待续）
第三百五十章 飞机和铁甲战车
与烽烟四起的抗日战场相比，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几乎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wWw、中方代表高宗武赴日谈判的答复被日方一拖再拖，变得遥遥无期，日方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傲慢无理，说明日本人正在对谈判失去兴趣。检讨对日战略，汪精卫认为抗战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出来，同强大的日本人拼武力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个惨痛教训难道不是为抗战十个月来的严峻形势所证明吗？因此抗战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谈判桌上来，哪怕再屈辱的条件也必须接受。中国历史上”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伟大的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和满清铁骑入关，最终不也被大汉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潜移默化地同化了吗？因此中**队再不可主动出击，不要刺激日本人，避免出击越多失败越快。
这就是汪氏三大政治主张之一的“和谈救国”论。
但是昨天江对岸的武昌军委会再次传出风声，中央军又要主动出击，在中原地区打一场大规模战役，令汪精卫心情陡然凉了半截。由于没有军权，汪精卫说话不算数，对军人奈何不得。但是指挥不了军队不等于坐视不管，汪精卫强忍伤痛，下令召集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开会，准备问责大权独揽的蒋委员长。他决心针锋相对捍卫党权，与蒋介石军人集团斗争到底。但是通知发出去却只有半数中政会委员到场，原来军队实行沿江戒严，轮渡停开，许多人无法过江来出席会议。
孙中山在世制定“以党治国”的基本国策，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中正叟会当是最高权力机构，以此体现党的一体化领导作用。问题是蒋介石掌握军队，军人才不管你什么鸟委员会，枪杆子就是一切。汪精卫不得不费了很多口舌才在中政会上通过一份决议，要求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在进行重大行动之前须向中央进行汇报，批准之后方能实施，否则就是藐视党中央。不料一江之隔的武昌军委会却拒绝接受，军人轻蔑地把决议文本退还给秘书处，而且不附加任何解释。几天之后中央党部秘书竟然在街头挨了一顿暴打，警察局破不了案，只好不了了之。汪精卫吃了哑巴亏，打落牙齿往自家肚子里咽。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暗中磨刀霍霍，隐藏在抗战阵营待机而动。汪氏多次对人提及，有朝一日上台执政，第一要务就是清洗军队，将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938年5月，日军第十四师团偷袭中原腹地，威胁陇海铁路，第26师中止在布防任务，因有第76旅已在民权附近投入战斗，高飞火速率领直属部队和第78旅搭乘军列，星夜兼程开进豫东前线作战。
随着大本营一声令下，飞行员俞世城少尉所属空军“中正机队”连夜从汉口转进中原待命。
中正机队为抗战时期空军大名鼎鼎的王牌机队，人称“空中御林军”，究其来历当追溯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当时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全面抗战不可避免，遂以庆祝蒋介石五十大寿的名义在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献机祝寿”运动。以十万大洋折合一架飞机计算，各省以及海外爱国华侨总共捐献飞机达四十多架，这些飞机编成一个阵容整齐的战斗机大队，蒋介石亲自命名其为“中正机队”。
抗战初期，凶恶的日本强盗把广阔的中国天空变成他们肆意横行的之地，蜂拥而至的日本飞机不分昼夜对中国城乡狂轰滥炸。根据战后材料披露，中日两国空军战力对比如下：截至1937年6月，日本拥有各式作战飞机约二千七百架，编成九十一个航空战队，拥有六艘航空母舰，并且每年还能生产作战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舰船五十万吨，汽车坦克一万辆，大口径火炮七百余门……．同时期中国空军共有飞机六百零三架，其中约二百架为教练机和不能作战的老1日飞机，实有战机约三百架，这些战机大多为英、美、德诸国一次大战后淘汰的老式飞机，许多战机因为缺少零配件而无法起飞……．抗战头三个月，中国战机损失高达三分之二，尽管英勇无畏的中国飞行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涌现像“空军军魂”高志航、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诲、空军勇士阎海文、红武士刘粹刚、飞将军乐以琴等等，他们创造一次又一次以少胜多的空战奇迹，击落敌机超过自己损失，但是中国飞机终究越打越少，难以抵挡敌人进攻。
敌机像乌云一样源源不断地涌来，最终遮盖中国天空。落后的中国不仅缺少航空工业，同时也缺少购买战机的宝贵外汇，所以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而日本投入战场的飞机却从”七，七事变”的八百架迅速增加到一千二百架，最高时达一千五百架之多！
中正机队由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组成，著名空战英雄李丹桂曾任该机队大队长，他在1938年“二，一八武汉大空战”中率队击落日机十二架，自己壮烈殉国。
几经南北征战，机队人员换了几茬，有空战经验的老飞行员所剩无几，俞世城少尉就是在这个抗战的紧急关头提前从航校毕业参战的。
抗战初期，苏联政府援助中国的“伊尔一15”和“伊尔…16”战斗机堪称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战机，性能较日本飞机占优。伊尔一16为双翼战斗机，虽然速度稍慢但是转弯半径小，并且火力强大，飞行员给它起个威风凛凛的外号叫“雷神“。俞世城少尉驾驶的伊尔…15则是一种单翼轻型战斗机，速度快操纵灵活，装有四联高速机枪，人们亲切地称呼它为”闪电”。由于我方战机数量少补充困难，尽管多次取得过出色战绩，但还是难以抵挡敌人疯狂进攻。
老飞行员传授经验说，日本飞行员单机缠斗技术并不出色，如果一对一空战，中国飞机往往并不居于下风。但是日本人惯于实施空中“狼群战术”，他们常常以数倍兵力进行围攻，或者偷袭地面机场，许多中国飞机甚至来不及起飞就被敌人击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