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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便装汉服的于芳坐在车内，看着有些恍惚的史司，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按了按喇叭，打开了车门。
史司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将手提箱放在车后，然后上车坐在了于芳的身边。
“你就这点东西？”于芳看着史司放在后面的手提箱，漂亮的大眼睛瞪得圆圆的，“你确定没丢下什么吧？”
“都在这里了。”史司淡淡一笑，说道。
“看样子我白开这么大的车出来了。”于芳伏在了方向盘上，发出了吃吃的笑声。
史司只是看着她微微抽*动的秀美肩膀，眼中闪着丝丝难得的笑意。
“说吧，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于芳好容易止住了笑，直起了身子，问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家在哪里呢。”
“房子今天正好到期了，”史司面不改色的回答道，“我想房东周太太已经提前把房子租出去了。”
于芳的眼中再次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她回头看了看还在那里吹吹打打给“大司马史”送行的军乐队，又转头看了看史司，再次露出了无可奈何的笑容。
“你太过份了。”于芳笑道，“要是我今天不来，你打算去哪里？总不会露宿街头吧？”
“天地虽大，心安即是归处。因贫而亡是我的理想。”史司笑了笑，说道，“何况，我知道你会来的。”
“我简直是受不了你了。”于芳终于不顾淑女形象的放声大笑起来，她随后伸出玉足，踩动了油门，“行了，什么也别说了，你跟我走吧。”
史司看着她的动作，他知道，自己终于可以释去重负，去享受那本来早就应该属于自己的完美而愉快的生活了。
“想什么呢？”于芳知道他在看自己，问道。
“呃，没想什么。”史司煞有介事地答道，“那个……我知道一个最近的婚姻登记站，往这边拐近一点……你不用开那么快，省点油吧，虽然说咱们华夏现在已经不缺油了。”
1945年9月20日，华夏共和国国会两院分别通过了“华夏共和国选举法修正案”，并宣布自即日起生效。
1945年9月27日，中国核动力潜艇陆上模拟反应堆陆上安装工程在日本横滨港全部结束，并成功的完成了第一次满功率试验和超负荷试验。
1945年9月28日，印度再次爆发大规模种族教派冲突，导致上万人伤亡。
北京，居仁堂，华夏共和国大总统府。
“希望到时候我还能走得动。”孙纲看完了手中的关于核动力潜艇的报告，自言自语的说道。
“核动力潜艇届时将在大连首航，总统可是一定要去啊。”新任的总统府秘书沙艳明白孙纲在说什么，抿嘴笑道，“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跟着沾光去看一看，要是能进去坐一回就更好了。”
“我尽量。”孙纲苦笑了一声，捏了捏指关节，看了看这个面容清秀带有俄罗斯美女特征同样来自于“麒麟阁”的女秘书，“就怕到时候由不得我。”
“对了，刚刚外交部顾部长来了电话，是问那份关于印度的报告的。”沙艳微笑着提醒了一下孙纲，“您要是看完了……”
“我差点忘了，”孙纲点了点头，“已经看完了，在文件柜里，你帮我拿来吧，我现在签字。”
沙艳答应了一声，转身来到文件柜前，将那份报告找了出来，送到了孙纲面前，可能是担心孙纲会对他本人记忆力下降感到不安，她尽量用说话来转移他的注意力。
“您知道吗？印度局势一直是咱们国内报纸关注的热门话题。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说是您和政府没有处理好关于印度独立的问题，才引发了现在印度的灾难的。”沙艳说道，“这帮人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
“哦？都是怎么说的？”孙纲的眉毛微微一扬，问道。
“主要就是说咱们在打败了英国人之后，没有在印度建立新的秩序，就赶紧抽身撤退了，结果印度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沙艳答道，“还有就是说咱们帮印度独立本来就是劳民伤财的事，而且最后印度也没有独立成。再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咱们压跟儿就没想着让印度真正的独立。”
“印度出现了这些问题，我是有一定的责任，”孙纲听了她略带怨气的话，宽厚地一笑，“主要是我个人能力有限，对于印度的情况复杂程度有些低估了。但印度的情况并没有糟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啊。”
“这些人一贯胡说八道，就象前清的清流言官，就靠卖嘴混饭吃，说话都不经过脑子。”沙艳一边说着，一边帮他把签完字的文件收好，“真该把他们的嘴巴都缝上。”
“不过你也应该看到，毕竟这也应该算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孙纲说道，“而言论自由是一个开放进取的国家应该有的正常现象。”
“听说现在写文章稿费都不低，等我也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狠狠的骂骂那些家伙给您出气。”沙艳笑道，“让他们尝尝厉害。”
“我听说了，你是清华有名的校花才女，经常在辩论会上夺冠的。其实让你来我这里打杂，真是有些屈才了。”孙纲看着她说道。
听了孙纲的话，沙艳开心地一笑，将孙纲签过字的文件收拾好抱在胸前，淘气地给他鞠了一躬，转身快步的跑开了。
在沙艳的身影消失后，孙纲想起了卸职离任还把跟随自己多年的美女秘书拐跑了的“大司马史”，自言自语的说道，“那个家伙要是知道我是怎么处理印度问题的，又好说我是天下第一大腹黑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一直指责中国在帮助周边的国家从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并获得独立之前，总要为这些国家埋下分裂、动荡和仇恨的种子。而这种指责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印度分裂事件。但是这种教条式的政治宣传，没有说明这样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此前已经发表过多次声明，支持印度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独立，而且在印度分裂并爆发大规模内战之前，中国一直只承认钱德拉。鲍斯领导的“自由印度政府”为统一独立的印度唯一合法的政府。
事实上，中国一直支持印度次大陆的独立解放事业，并为此做了种种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统一的独立印度国家最终没有能够在印度次大陆出现。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45年，印度的总人口达到了第二多的国家。按照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些人分为信仰印度教的印度教徒和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两大集团，前者约占印度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后者占四分之一，此外还有少数锡克教、耆那教、佛教、天主教、新教和袄教的信徒。在印度历史上，穆斯林是作为征服民族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在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几百年时间里，穆斯林利用政治、经济等手工劳动段强迫大量印度教徒改信伊斯兰教，此外穆斯林内部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吸引了许多低种性的印度教徒皈依。但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以征服者自居，认为他们的平等原则不适用于信奉其它宗教的人。印度的穆斯林王朝统治者认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他们有信仰。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达到伊斯兰教所体现的‘崇高境界’。所以应该在他们与穆斯林之间做某种区别。不应该与穆斯林同样对待。对于其它的非穆斯林，只有蔑视，因为那些不接受一神教的人们不属于人类。”基于以上观点，统治印度的穆斯林王朝上层统治者对非穆斯林的歧视和欺压也是很严重的。
在英国入侵印度之后，穆斯林王朝的势力很快衰落，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差一点被赶出印度的英国人更是干脆的废黜了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在此之后，印度教徒的社会地位方得以有所提高。印度教徒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方面比穆斯林积极，很多印度教徒通过充当英国殖民政府的代理商和包税人而发了大财。其中一些人甚至通过销售棉花、鸦片、军需物品和投资工商业变成了大财阀。而与此相反，穆斯林在财富积累和投资方面远不如印度教徒。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在印度推行永久地税制，善于经商，有一定积累的印度教徒借此机会成为土地所有者和地租征收者，而原来的穆斯林地主和贵族因为没有经商技能和财富积蓄，不可能如期纳税，往往不得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成为农民和雇农。这样，在原来就已经存在的宗教矛盾上，又增加了经济矛盾。
除此之外，两大宗教集团在宗教戒律方面也存在不少冲突。印度教崇拜牛，将牛视为神明，而穆斯林却以牛肉为主要的肉食。每当穆斯林在印度教神庙附近杀牛，尤其是宰杀母牛的行为，曾经多次引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激烈冲突。此外，印度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或节日庆典时往往载歌载舞，这也引起穆斯林的反感。印度教徒在清真寺附近吹拉弹唱经常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最深刻体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歧的一点是，象其它许多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一样，印度的穆斯林首先将自己视为穆斯林，然后才是印度人。他们忠于穆斯林这个泛国界、泛种族的宗教群体，对印度没有认同感（这和华夏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遭到英军残酷镇压之后，印度穆斯林普遍认为英印当局对穆斯林采取的“不信任政策”源于印度教徒的挑唆，印度穆斯林从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巅峰跌入耻辱贫困的深渊也是由于印度教徒迎合英国殖民者，帮助他们推翻穆斯林统治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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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四百一十九）印度的分裂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虽然在印度次大陆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某些个人之间也有友谊和密切往来，但总的来说，这两大宗教集团之间彼此是分离的，有隔阂的。虽然一部分的穆斯林领袖主张团结印度教徒，共同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但他们的影响不足以带动整个教派，而且在一些重要场合，他们为了拉拢人心，也不得不回到传统的路线上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40年，在中国政府决定支持“自由印度”组织的时候，印度穆斯林宗教改革领袖便派代表远赴北京，向中国政务院总理谭延恺提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自由印度’组织所代表的未来印度政府很可能会导致人数多的教派利益完全压倒人数少的教派利益。”谭延恺和孙纲一样，对印度种族教派之间的隔膜及分离情况了解不多，他更多的是比照中国的经验和模式来看待印度的种族教派问题。谭延恺认为印度穆斯林所担心的情况不会出现，“中国政府保证新的独立的印度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宗教权利的国家。”对于中国总理的保证，穆斯林领袖们并不感到安心，有很多穆斯林领袖甚至这样认为：“继续保持英国人的统治也好，由中国来进行统治也好，将印度分裂成七八个国家乃至七八十个国家然后再独立也好，都要强过出现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印度。”1942年5月7日，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拉合尔宣言》，即在印度次大陆成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的决议。
在华军攻入印度彻底击败英军，结束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百年殖民统治史后，对于独立后的印度究竟应该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各派政治势力有很大的分歧。为了尽快给予印度以独立地位，在了解了印度各派政治势力的意愿之后，华夏共和国大总统孙纲提出了三个方案，“甲方案”为“大印度联邦共和国方案”，即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这个印度将是松散的联邦，分别下辖印度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个分治地区，三个分治地区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只由联邦政府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乙方案”为“邦联方案”，即成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个邦国，三国成立邦联或攻守同盟，旁遮普和阿萨姆两个非穆斯林地区分别并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丙方案”为“联省共和国方案”，即在印度成立按民族划分的17个自治省或邦，各自治省和邦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力，各省实行中国式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由各自治省成立“印度联省共和国”，各自治省不能脱离联省共和国成立独立国家。
但让孙纲始料未及的是，他所提出来的方案竟然无一例外的遭到了印度两大宗教集团的反对，尽管对于孙纲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威望表示敬重，但“自由印度”领导人钱德拉。鲍斯和印度�